巴曙松:银行上市要"变脸"更要"变心" 　　　　
　　　
 
  　　　　　巴曙松　　　　　　

 
　　 　
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9月20日，建行股份有限公司也将成立。春天里，包括中、建两行在内的一些银行曾公布了上市时间表，之后又都专心于不良资产处置。现在，两家银行又相继实现“变脸”动作，而这次变换身份的意义何在？“变脸”后的国有银行如何走？中央汇金公司该如何定位？国有银行上市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最新国内·国际金融焦点和专家分析请查阅中国金融网《行长经理内参》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于8月28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巴曙松。查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金融资源请登陆中国金融资源总库

　　国有银行改制成功与否赢利与竞争能力是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原来的国有银行体制下，政府事实上承担着无限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被迫多次以不同形式对国有银行进行注资、核销不良资产的原因。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政府的支持往往也成为干预的理由。

　　巴曙松认为，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国有银行、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往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常常不是具体的经营决策活动，而是如何恰如其分地把握好与各级政府的关系：既要获得政府的不同形式的支持以获得业务机会，同时要建立恰当的机制来避免可能来自政府的不恰当的干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有进展，下一步表现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了。

　　实际上，从经营行为上分析，在国有独资体制下的国有银行，其风险偏好往往要么特别保守，要么特别冒险，很少有比较理性的时候，这在微观上容易导致银行业绩的下降，从宏观上容易导致经济的波动幅度加大。所谓极端保守就是，上级不让干的事、即使符合商业原则也坚决不干，体现的是官位导向的原则；所谓极端冒险就是，在对决策的后果不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只要有一点授权就折腾地昏天暗地。因此，以产权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为基础，建立适当的考核体系，可以促使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更为理性化和市场化，这对于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为特殊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银行要改组为股份公司，首先要进行全面独立的财务清理，有会计师对其进行独立审计。公司将遵照股份公司的框架进行运作，董事会、监事会等企业的基本框架逐渐完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还包括不良资产的处置、外汇储备注资、独立的会计事务所审计、引入管理咨询公司所提供的组织架构、绩效考核设计等方面的改进等等。

　　他认为，目前中行、建行改组为股份制公司是整个重组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下一步的发展重点，应当在改进治理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促进股权多元化，并积极寻求上市。

　　从中行和建行改组为股份公司的进程可以看出，汇金公司开始向控股银行派驻董事，中行现在的几名董事就是由汇金公司派驻的。逐渐地，汇金公司将由一个名义上的、空壳的持股公司“作实”为代表国家行使股权的控股公司。

　　目前，中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立，建行也筹备于9月成立股份公司。现在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只有汇金公司一个股东，单一的汇金公司控制的股东格局显然不合理，从方向上必然要推动股东多元化便需要广泛吸纳各类投资者。

　　在吸引投资者方面，巴曙松介绍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国有银行股份化经验显示，不同的银行投资者，取得的实际效果差异十分明显：

　　一是战略投资者，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金融机构，它对国际银行市场、以及打算进入的银行市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它投资前便已做好充分准备———重点发展什么业务、重点做哪些城市；二是财务投资者，它还是金融机构，但是主要是作为一般性的财务投资来进行，主要是一些中小银行；三是一般投资者，它主要是一些企业。

　　从转轨国家的经验看，在国有银行股份化过程中，财务投资者和一般投资者基本上在银行上市一两年后就把股份转让了。事实证明，它们不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所能长期依赖的投资力量，充其量只是具有短期投资的作用。

　　巴曙松强调，在银行改制过程中，我们要重点寻找在银行市场、银行业务方面有一套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金融机构，尽快引入战略投资者，比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战略投资者能起到技术转让、强化外部结构的作用，在银行上市的时候可以提高自身信用，增强投资者信心。

　　股份制公司成立以后，新的架构、新的人员要经过磨合期的运转，然后比较前后是否有效益的改进、业绩的提高，并在适当的时机上市。

　　这个过程，估计需要一到两年左右的时间。

　　无论股份制改造，还是引进战略投资者，检验中行、建行以及交行等国有银行改制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并不在于是否建立了多么国际化的架构，也不在于是否聘请了国际多么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关键还是在于其赢利能力、竞争能力有无提高。假如改制后，公司仍旧效率低、效益差，尽管公司有了股份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外壳，事实上还是不成功的。实际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不少上市的银行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汇金公司定位不同，改革的路径会有很大差异

　　据悉，在目前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股份结构中，汇金公司持有其全部股份。将来，汇金公司的股份肯定会逐步减少，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的控股地位。在这个逐步减持的过程中，汇金公司的定位不同，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可能就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巴曙松认为，目前看来汇金公司的发展方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一是成为管理金融资产的国资委，类似于管理国有工商企业的国资委。实际上，改革过程中国资委方案设计时，对于国资委的定位本来就有几种方案，其中大国资委的方案就是指不论金融还是国有工商企业资产都归国资委管理，后来考虑到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在同样一个部门之下集中管理，可能形成“左口袋”到“右口袋”的关联贷款关系，所以讨论中此方案被否决。

　　当前，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究竟由谁管理还没有最终确定，其中的部分职能分别由财政部、银监会等履行，其间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将来，汇金公司是否有可能转成金融资产方面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监督金融方面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考核包括人员的选聘等等，有待观察。

　　第二个方向是类似新加坡运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的国家投资公司。

　　亚洲不少经济体都积累有很高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基本上都以较低的回报，以存款或者债券的形式回流到美国市场。正因如此，新加坡便开始尝试将这些外汇储备用作投资。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有四、五千亿，在全球仅次于日本。事实上，外汇储备的规模超过一定的边界之后，持有成本会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上升而上升。为此，汇金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扩大投资，先是中行、建行，接着是交行———股改后汇金持有交行50亿的股份。汇金公司下一步是否将投资其他银行，比如工行、农行，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目前看来，汇金公司是否可以投资外资银行？这同样是一个汇金公司的定位问题。如果定位为商业性的、旨在提高投资回报的机构，应当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定位在一个政策性的投资机构，那么其投资无疑带有政策导向性，选择的投资范围就可能存在限制。当然，汇金公司有可能向外资银行转让一些股份，比如在建行持有的股份过高了，协商后汇金公司可以将部分股份转给外资银行。

　　眼下最为直接的挑战是汇金公司的定位并不清楚，它到底该怎样管理建行、中行、交行，管人事任免还是管财务核算？如果这些银行不能达到预定的考核目标如何约束？如何保证汇金公司能够选择合适、勤勉尽责的董事？如何考核汇金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及到汇金公司的定位，进而影响到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

　　汇金框架下的关联交易：一直被忽视的问题

　　巴曙松告诉记者，曾有记者问为什么股份制改组之后的中行和建行的行长还是由中组部任命，为什么不由汇金公司任命？

　　他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或者说是政府履行其所有者职能的一个形式。法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是由政府推荐、任命的。问题的关键是考核约束机制，这个任命的官员是否对经营的后果负责，是否存在约束机制，是否把股本回报、资产回报、不良资产比率等等纳入考核体系———如果官员对所做的事情不负责任，那么，即使是上市银行，这个银行也是事实上的行政机构，不是商业银行。

　　在国有银行改制中，有关机构制定了覆盖国有银行改制各个方面的内部治理十条，同时还参照国际主要大型银行的平均水平设定了7个方面的财务考核指标。将来我们就能看到，如果银行达不到这个考核的指标，谁会承担责任；如果达到了，谁能够得到奖励。

　　巴曙松认为，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组和上市至少有一个方面的益处是确定的。从前，国有银行的主要经营数据常常被视为机密，不进行披露，现在有独立的会计师、有信息披露要求，必然就会有公众和投资者来监督银行经营。与改制前相比，银行的透明度将得到大大提高，这样就有助于建立约束机制和问责机制。

　　他指出，在汇金框架下，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被忽视。目前，中行、建行、交行都有一个共同的控股人———汇金公司，那么将来三家之间的业务往来都属于关联交易。这些银行的先后上市，必然产生大量的关联交易。这是最易于引起投资者疑虑、进而影响到投资者信心的重大问题。如果关联交易规模巨大，就可能使得投资者怀疑，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关联交易？各家银行该如何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呢？

　　目前，汇金公司基本上是为了回避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商业银行的股份，所设置的一个“壳”公司，而随着市场压力的紧逼，这个“壳”公司不仅要一步步作“实”，还要面临不断明确自身定位的挑战。如果汇金公司定位为类似原来的财政部管理国有银行的政策性多级构，那么，对于其履行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效果确实还需要有待观察。如果汇金公司定位为商业机构，那么关联交易的问题就必须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