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CPI达到 4.4%，创7年来新高，因此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央行能否有效调控物价成为重要命题之一。

第一，CPI的上升是以食品价格上涨为核心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我们的初步计量结果表明，自1998年6月以来，CPI的走势和食品价格走势高度相关，和CPI指数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篮子中，除了房租价格微涨之外，只有食品价格在大涨，而和非食品价格走势关系不显著。例如2004年5月，CPI涨势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1.8%，拉动CPI上升4.0个百分点。换言之，剔除食品价格的上涨，CPI始终徘徊在零附近。

1、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交织着短期和中长期因素，短期因素之一是，截至到2003年，中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减产。2003年中国粮食库和当年消费量的比率，处于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即便2004年的粮食消费不增长，要确保2004年粮食供求平衡，需要粮食增产10%以上，因此粮价继续上涨，库存进一步减少，并且推动CPI上涨。短期因素之二是，目前全球粮食库存占当年全球消费量的比率为13.9%,较历史平均水平的20%为低，而中国的粮食采购政策又高度不确定。考虑到2004年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增加并且迄今风调雨顺，因此夏粮和秋粮的丰收已是定局，下半年粮价的相对平稳核可能使CPI短期内走平。

2、从中长期看，中国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似乎难以避免。中国农民人均耕地一亩半，种植小麦或大米的种子、化肥。农药和护理等每亩成本至少在400－500元，而每亩产粮收入不会超过1000元，即便考虑到农业税费的减免和种粮直补，农民种粮的每亩收益也不会超过500元，大约和进城一个月的打工收入相当。所以中国作为人多地少的国家，产粮不是比较优势，在目前的粮价下，继续保持极高的粮食自給率，要么因种粮不挣钱而导致农民增收困难；要么进行粮食种植的直接补贴，导致财政负担日重。而目前的主要农产品价格，甚至还没有恢复到1994年的水平。

3、如何遏制CPI中长期内的快速上升？这需要我们确立新型的粮食安全观念，近期我国粮食自给率维持在80％，中长期维持在80％应该是安全的。这取决于以下的一些考虑：一是逐步增加粮食进口应该和农民自愿、主动进行农产品结构调整，和保护基本农田结合起来，以免损害农民利益；二是粮食安全方面，关键是保护耕地不被蚕食而不是耕地上种植什么，即“藏粮于地”，而进口粮食，对中国而言，几乎等同于进口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三是考虑到在新型粮食安全观下进口粮食的保障供给，可以通过中国政府和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政府双边换文，中长期合作的方式进行，中国提供中长期粮食进口合约并适当锁定价格风险；外国则从中获得了中国为其创造的外部需求和国内农业产业工人的就业岗位。

由此可见，中国居民消费物价取决于粮价走势，这是国情所决定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鉴于粮食需求价格弹性甚小，央行继续紧缩银根的政策对粮价走势基本不产生调控作用，如果不能用开放和全球的视野形成新的粮食安全观，粮价上涨将持续，并在两年内有突然下跌的危险，理由之一是目前美国粮食交易方面，大豆、小麦和大米的价格均开始下跌，并且期货跌幅大于现货；理由之二是中国历来有粮食“涨三年，跌七年”的周期性循环。

第二，PPI的上升是通过外贸途径传导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对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判断，我们认为在中国呈现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和锁定人民币汇率的背景下，PPI指数基本不由中国宏观政策自主调控。

1、目前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上涨，并不是产能不足造成的，而是由更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原材料价格和土地等价格上涨共同推动的。例如1－5月份，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最多的行业分别是冶金、煤炭及煤焦、石油和电力行业。许小年等的研究表明，用领先3个月的国际能源价格指数的变动，可以比较充分地解释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原材料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中国PPI指数和美国PPI指数，在1997年之前并无明显的相关性，而在1998年之后几乎同步，这说明，中国PPI指数，受到世界经济走势、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和工业中间产品价格的影响。以2003年为例，中国全年GDP约为1.3万亿美元，其中进出口就有0.87万亿之巨，很难想象占GDP35％的约43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大幅度涨价，会对PPI指数没有明显的影响。

2、在目前进口的大量工业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设备中，价格的普遍持续上涨，大致约有四成是中国强劲需求主动拉动的，而余下的六成则是国际经济局势变动被动拉动的。由中国需求拉动的进口商品涨价，例如铁矿石、废钢、有色金属等，可以通过中国主动抑制投资热来缓解。由国际经济局势变动拉动的进口商品涨价，包括原油、化工原料等价格的上涨，取决于美元贬值、中东局势动荡等不由中国自主的因素造成。因此，目前的宏观调控只能温和地缓解PPI涨幅中的四成而已。

3、理论上PPI的上涨趋势有可能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措施来缓解，但在维持汇率在稳定的背景下，PPI的上涨就只能伴随中国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仅以中日贸易而言，1990－2002年间，日本输华产品价格上涨了3％，而中国输日产品价格下跌了19％，中国每年损失的外汇高达1.9万亿日元，是2002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10倍！因此可以说，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对对中国宏观政策而言，基本丧失了自主调控的能力。或者说，货币政策能够对付的，是剔除粮价和油价波动之外的核心通货膨胀（Core Inflation），我们运用剔除法、截尾法和中位加权平均等多种方法测试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均显示出其运行区间迄今仍在2％－4％的通道之间，货币政策对付这样的核心通货膨胀显然效果欠佳。

简要的回顾是：就中国通货膨胀的走势而言，CPI上涨是成本推进型的，紧缩货币对此无调控效果，它和陈旧的粮食安全观不可兼得，要维持温和的CPI，就必须确立新型粮食安全观；PPI上涨是输入型通胀，紧缩货币对此有有限的调控效果，它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可兼得，要维持温和的PPI，就必需以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来改善贸易条件。

五、下半年综合调控中应予关注的政策趋势

限于篇幅，我们已经无法系统地继续分析其它问题，例如对消费和外贸、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此轮过热和1992年那轮的过热，和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异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只能简要地对下半年综合调控中，应该关注宏观走势和相关政策趋势进行前瞻讨论。

第一，警惕经济“大落”和随之而来的滞胀威胁。

从1－5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而言，值得警惕之处颇多而可盲目乐观之处颇少；从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来看，不由内部自主调控决定的色彩颇浓，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资源制约和冲突可能日增。因此如果继续出台新的大力度的综合调控措施，有可能使得我们在失去经济稳健快速增长的同时，不能避免通货膨胀的持续高位徘徊。这是我们在2001年度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复苏振荡与滞胀阴影》中已经明确指出的。因此后续调控措施是否具有深化市场和开放经济的视野，调控措施的节奏和力度是否把握得到至关重要，应以密切关注6－10月份的宏观经济运行为前提灵活抉择。

第二，目前应研究综合调控的平稳退出机制。

运用综合调控手段，毕竟没有触及经济运行体制本身。回顾第四轮宏观调控，是以1994年的汇率改革、外贸改革结束的。此次综合调控应通过市场化改革巩固改革成果，减少政府对于行政措施的依赖。鉴于调控的主线就是“管住土地、管紧信贷”，因此研究综合调控平稳退出的关键，就在于启动市场化的土地制度改革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此外还应该对第五轮综合调控的政策效果进行事后的综合评估，总结调控工具运用的得失，问责过失官员，形成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型综合调控体系。

第三，探循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关系的可能途径。

从这一轮综合调控的复杂性、争议性来看，中国经济运行的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如何既保护地方的经济建设热情又兼顾全局的统筹，是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可能途径的。可能途径之一是研究经济联邦主义，至少是财政联邦主义的可能性，避免目前事权向下放，财权向上收造成的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和基层财政空洞化的威胁。可能途径之二是建立三级行政和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三级行政意味着研讨1988年以来就被多次讨论的“缩省扩县”设想，只有落实了与三级行政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才能从激励相容的角度和中央相协调。可能途径之三是在税收、自然资源的中央－地方分享方面采取更为务实的财税改革。

第四，这轮综合调控不能只“重热不重冷”。

在这轮调控中，基本特点是重热不重冷，过热的投资被抑制下来了，但长期以来应该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并未出台，使得服务业和农业持续处于“冷”的状态。目前中国服务业是长期偏冷的行业，从1989年以来，服务业的GDP占比情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始终只有30％－34％之间，不足美国服务业GDP占比的一半，甚至印度的服务业GDP展比都达到了50％。2003年，中国第三产业仅增长6.7％，增速较之前两年还有所回落。对服务业冷滞状态的长期缺乏关注，已经给解决国内就业压力带来了困难。此外，农业也属北冷落的行业，在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高涨和政府高度关注农业的背景下，农林牧渔的投资仍然仅仅增长了0.4％。如果不冷热兼治，那么结构调整就无从谈起。

第五，关注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防止重蹈覆辙

一年来的综合调控绝非一帆风顺，相反，其中充满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不够协调乃至相互摩擦，影响了综合调控的政策合力。有的职能部门间出台的政策相互抵销，有的职能部门公布的宏观数据南辕北辙，有的职能部门内部意见纷呈，这种情况说明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尚未充分确立，执政能力尚有待进一步提高。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的重要悲剧是大藏省最终凌驾于其它政府职能部门之上，尾大不掉，难以问责。这种覆辙是值得从中吸取教训的。

第六，运用货币政策调控时必须考虑多重体制制约

目前财政政策正在中性化，各项财税改革措施将逐步落实，同时货币政策的调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宏观走势、政策效果和国际因素，但其中对国债交易价格的变动应该密切关注。目前银行体系持有2.7万亿的国债，而从2003年7月至今年4月，债券价格指数从105.36点下滑到92.12点，给银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尽管目前不少国债的交易价已相当低，但利率风险仍然没有充分释放。考虑到过去两年，不少金融机构普遍运用国债抵押贷款这一杠杆从事国债交易，并且迄今金融机构从事国债交易还没有任何风险对冲工具可以运用，因此将来货币政策调整时，不能不关注到这一制约因素对运用政策工具的制约。

第七，关注中国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寻求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

第八，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为民营企业的升级转型提供适当的政府服务。

本文载于《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