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10%的增长率，创下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的健康状况却同时出现了正反两个方向上的复杂变化。一方面，从衡量健康的一些指标来看，人均寿命继续增长，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都在继续显著下降，表明中国国民的健康水平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得到不断改善。但另一方面，中国国民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了负面的快速变化。中国目前尚处在向小康水平迈进的初步发展阶段上，为何经济发展已经变成了影响国民健康的“双刃剑”？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福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和挑战？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经济发展向国民健康的挑战？

经济发展：改善国民健康的强劲动力
从人类发展史特别是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国家的人均寿命在近百年中增长了一倍，人类的体格也增加了50%。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也在50年中翻了一番：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岁。

 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还可以从跨国和跨地区横向比较的数据中反映出来。例如，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来看，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在2004年分别达到82和78岁，而发展中国家的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则分别只有62和46岁。从中国的不同地区来看，经济发达的上海、北京、天津在2000年居前三位，人均期望寿命分别达到78、76、75岁，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贵州、云南、西藏则居最后三位，分别只有66、65、64岁。

 中国城乡之间在健康状况上的差距，同样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促进作用。2005年，农村与城市地区相比较，新生儿死亡率几乎高出一倍（千分之14.7比7.5）、婴儿死亡率（21.6比9.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7比10.7）、孕产妇死亡率（53.8比25.0）都要高出一倍多。2000年，农村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与城市地区相比高出四倍（13.8%比3.0%）；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高出六倍多（20.3%比2.9%）。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营养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普及、提高来实现。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地区来说，食品和基本营养需要的满足，对于增强人体对疾病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提高健康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对于孕妇和婴儿的健康，而且对于人生的长期健康，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教育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已经被实证研究所证实。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一般地，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其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也越强，心理健康的程度一般也越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和健康都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注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往往会重视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从而有利于个人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增长。

 公共卫生对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清洁用水、食品安全、母婴保健、抗菌素的发明和使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等措施极大地减少了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寿命。现代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寿命，而且改善了生命质量，从“质”上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总之，如果将人均GDP与人均寿命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提高的关系。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健康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然而，经济发展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联系。经济发展不仅会对于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作用。

 经济发展：影响国民健康的“双刃剑”
 我国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对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两方面的影响而实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对空气、水源、土地、森林等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而环境污染又对国民健康带来了损害。2007年，全世界新增肝癌人数达到66.7万人，而其中一半以上的病人（55%）在中国。在我国，第一位的疾病死亡杀手是癌症（其中肝癌又在癌症杀手中居第二），而癌症的发生与环境污染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相对于环境污染而言，经济发展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国民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则更为隐蔽，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引致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行为方式，使得超重和肥胖人口增长，人口中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的人口比例增加，进而引起一系列慢性病的增加。我国居民肉类和脂肪的消费显著增加，其中农村居民的增长速度又要显著快于城市居民。从1982年至2002年的20年间，我国城市居民每天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69%（从62到105克）。而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消费量增长了两倍（从23到69克），增长速度几乎是城市的三倍。在同一时期，我国城市居民每天人均脂肪摄入量提高了25%（从68到86克）。而农村居民的每天人均脂肪摄入量增长了69%（从40到73克），增长速度也接近城市的三倍。我国农村居民2002年肉类和脂肪消费的水平，接近城市居民1982年的水平，城乡之间相差约20年。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继续提高，城乡差距的缩小，再过不了20年，农村居民的肉类和脂肪消费水平就会赶上城市居民。

我国居民能量来源中脂肪占有比例的提高，与人口的超重和肥胖、不良健康指标、许多慢性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脂肪供能比低于30%是一个合理的分界线，而我国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目前分别处于这个分界线的两侧，城市居民的脂肪供能比已经超标了。在2002年，从我国欠发达农村、发达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这四个地区的比较数据来看，在脂肪供能比、不良健康指标和慢性病患病率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布规律，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健康状况越差。脂肪供能比在这四个地区之间为：欠发达农村26.2%、发达农村29.2%、中小城市33.7%、大城市38.4%。肥胖人口比率在这四个地区之间的分布为：4.3%、6.4%、7.2%和10.6%。糖尿病在这四个地区人口之间的分布为：1.7%、2.3%、3.7和6.1%。

癌症、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已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三大杀手，而这三大疾病在我国地区之间的分布，同样呈现出越发达地区健康越差规律。2003年，我国每千人口的癌症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6倍（欠发达农村为0.7、发达农村1.4、中小城市1.5、大城市4.1）。每千人口的脑血管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近4倍在（3.8、4.6、12.5、14.0）。每千人口的心脏病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约6倍（7.6、9.4、26.4、43.9）。城市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患病率明显地高于农村地区。

这些跨地区横向比较的数据表明，疾病人口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向变化关系：城市超过农村，发达地区超过欠发达地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不利影响，还可以从时间序列的数据上反应出来。在1993年至2003年的短短10年间，一些疾病的两周患病率提高了一倍左右。高血压每千人的两周患病率从3.9增长到11.9，糖尿病从0.8增长到2.2，癌症从0.5增长到0.9，脑血管疾病从1.5增长到3.7，心脏病从4.7增长到7.2。

 这些疾病的患病人口总量，在我国已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规模。2002年，我国的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人口已经分别达到1.6亿人，分别占到总人口的12%。糖尿病患病人数从1995年的1600万人，增长到2006年的2300万人，占总人口的1.7%。还有3300万的糖尿病前期患病人口，占总人口2.5%。

 除了通过影响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外，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方式本身也对国民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赖高储蓄率、高投资和高出口率，而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中，消费始终马力不够。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滞后于GDP增长速度。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前为63%，而在2005年则下降为37%，达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比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15个百分点左右。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实行粗放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然而，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其他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而言，劳动阶层和居民所分享的经济发展成果份额则持续缩小。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６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２００２年为６２％，２００６年为５７％，下降了５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国民健康的改善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竞争压力和工作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各种社会和生活风险也大大增加。由于生活的成本不断提高，收入提高缓慢，造成居民付出的劳动强度和承受的工作压力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劳动者工作条件没有得到迅速改善，医疗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低，缺医少药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收入分配的急剧两极分化，使得大多数低收入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状况仍然十分艰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亚健康人口显著增加，各种精神健康问题也开始明显增多。
 
 特殊国情：国民健康负面影响的“催化剂”
 除了经济发展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之外，我国特有的一些因素，对于这种负面影响，进一步起着催化和放大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饮食在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地位历来特殊，但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条件下，其地位更被过度抬高。生死婚庆、人情来往、办事生意都离不开吃，已经几乎到了离开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地步。传统饮食文化的食不厌精、食不厌多、多油多盐，都对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方面吃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体力消耗却越来越少。交通日益发达，我们以车代步，以四个轮子代替两个轮子。本来就缺乏体育锻炼的传统，现在又增加了不少不利于锻炼的因素。我们一切向钱看，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挣钱，甚至不惜用命换钱。我们将GDP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唯一指标，不惜将有限的体育锻炼场地变成高楼大厦，将仅有的公共锻炼设施变成创收的硬件。我们用升学考试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将孩子的玩耍锻炼时间剥夺得所剩无几。我们的城市居民中，只有15%的人经常参加锻炼，而高达78%的人不参加任何锻炼。一般情况是，年龄越轻，参加锻炼的人越少。18~44岁年龄段的城市居民，高达86%的人不参加任何锻炼。

 尽管吸烟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我国的吸烟大军继续提供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烟草市场。按照1996年的数据，我们大约有四亿多的烟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香烟的消费能力也在增长，同时人们的呼吸系统疾病、肺癌的发病率也在增长。肺癌已经我国城市居民的第一大癌症杀手，占2006年癌症死亡人数的28%。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赶超世界水平。200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7.7%，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7.3%的水平。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继续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两者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扩大。根据推算，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12%，而世界平均水平将为9%。由于年龄对于健康的显著影响，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对我国国民健康水平的负面影响也将加大。2006年上海的一项调查发现，65岁以上的人口中，四分之三的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

中国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上述特殊国情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部分抵消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正面影响。与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来在人均期望寿命方面的增长很有限。从1981年至2000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期望寿命只增长了3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负面影响对健康的抵消作用。

 卫生费用：国民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对于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的带动作用，是世界各国存在的普遍规律。人们满足了基本温饱需求后，对健康的需要就开始逐步增长，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为医疗卫生的供给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发展对于健康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医疗卫生的普及、扩大使用及卫生费用的增长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对于国民健康的负面影响，也会通过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体现出来。为了减轻和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在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只能靠增加医疗卫生的使用来治疗和控制疾病，从而对医疗费用增长形成巨大推力。我国人均卫生费用从1978年的12元，增长到2005年的662元，年均增长16.2%，27年间增长了54倍。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在卫生费用的占用上存在着巨大差距。2005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卫生费用为农村居民的3.5倍（1123元比319元）。我国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从改革前1978年的18%，增长到2005年的43%。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居民的比重将加速增长。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同时，其生活方式将发生相应的转变，健康状况将向原有城市人口看齐，其卫生费用也将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疾病状况也将向城市居民靠拢。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也会使农村居民消耗的卫生费用增长。所有这些因素的变化，都会促使城乡人口卫生费用之间的差距缩小和消失，从而推动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迅速增长。据测算，如果目前农村居民的人均卫生费用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农村居民的人均卫生费用将增加3.5倍，整个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将增加68%，从而使得卫生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目前的4.7%提高到8%。

健康管理：新的历史机遇
 必须看到，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特殊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经济发展对于国民健康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刚刚解决温饱的人们，又面临着生活水平提高后带来的健康负作用问题。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使得这种“双刃剑”现象表现得特别突出。如何控制和减小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控制医疗卫生费用的过快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从观念上调整经济发展与国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作为促进国民健康的手段而非目标，并将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而非GDP增长），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更为基本的衡量指标。这种观念的转变涉及到我们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政府。一个在健康水平上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近代历史上落后挨打的局面，与我们一度的“东亚病夫”身体状况是密不可分的。与其他任何指标相比，健康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个人来说，都是增进人们幸福的最为基本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本。许多国家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对于个人幸福的重要性，要超过物质财富的影响作用。因此，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将国民健康作为最基本的发展目标。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个人乃至全体国民的健康是需要管理的，也是可以管理的。健康管理意味着对人一生的健康状况，进行持续系统的监督、保养、维护、调整和改善活动，而不仅仅是进行定期体检。健康管理的前提是掌握健康状况的基本信息，然后需要对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健康状况的诊断和提出改善方案和办法。除了需要有健康维护的知识普及和个人的日常自我健康管理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专业化的健康管理手段和专家来帮助指导。这就要求健康管理的诊断和改善方案必须是非常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而且需要有具体的改进措施及对效果的追踪考察和监督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