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由于沿袭至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把秩序等同于等级(Hierarchy)概念，即等级秩序。但是，有些秩序是非等级秩序。比如，孟子所言的“通功易事”，就是一种非等级秩序，它所代表的秩序就是哈耶克等学者所言的“catallaxy” ，即“交换秩序”。[1]这种秩序是指那种在一个市场中由无数单个经济（即企业和家户）间的彼此调适所促成的秩序。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自发秩序，是市场通过人们在财产法、侵权法和合同法的规则范围内行事而形成的那种自发秩序。

“通功易事”的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曾经在《孟子》中提及“通功易事”一词, 指出了自由交换的利益之所在：

               “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
                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
                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
           
               --（孟子，《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所谓“通功易事”，是指“交换”。孟子所强调的是要通过交换剩余的粟和剩余的布，可以互通有无；用多余的物品（“羡”）换取和补充不足的物品，可达致交换者各自处境的改善。这种改善就是当今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帕累托改进”。

将西方人的概念“catallactics”和中国古代哲人孟子的概念“通功易事”联系在一起的是社科院经济所的韩朝华先生，他在翻译德国柯武刚/史漫飞教授《制度经济学》一书时起用了该译名(柯武刚等，2000年，第55页译注)。

哈耶克书中的“catallaxy”一词的出处是在古希腊语里的“Katallatein”一词，它意味着相互交易、为社会或共同体所接纳并因此而化敌为友(哈耶克，2000，189)。它与相互交往和相互接纳相关，因而有别于强加于人。哈耶克把竞争作为发现程序(哈耶克，2000，204)。那么，竞争到底能够发现什么呢？它能发现散布在无数人当中的信息和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是有关市场的信息和知识，也可以有关制度的信息和知识。哈耶克也注意到，除了劳动分工之外，还存在着“知识分工”(Hayek, 1937/1949)，两者都能带来好处。容易推断，利用“通功易事”往往与利用了“知识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好处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哈耶克的知识分工观点为“catallactics”增添了一种新的维度，即“交换知识和思想”的维度。于是乎，可以认为，大量知识来自“通功易事”，它不仅是指狭义上的产品交换，也是指与他人的相互交往、知识、思想和资产的交换(对照柯武刚等，2000，55)。

哈耶克称市场系统的运作可以理解为一种通功易事秩序的竞赛(the game of catallaxy)，这是一种创造财富的竞赛，而不是博弈论里的那种零和博弈(a zero-sum game)。这场竞赛是一场按照规则展开的、并由更高的技艺、力量或好运所决定的竞赛(哈耶克，2000，201)。

从哈耶克的“通功易事秩序”概念，我们不难洞观市场秩序的非等级性、非特权性和互利性。因此，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朝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深入，我们的秩序观也应该从等级秩序观朝着非等级秩序观转变。

但是，这种通功易事秩序意义上的市场秩序本身需要有一整套的法律框架加以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竞争过程来实现的：竞争使得供给面向需求，使得价格趋向于边际成本，使得市场中的租值消散（无谓损失）最小化(张五常，2001)。

但是，竞争也可能会导致限制竞争（如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哈耶克对划地为牢的垄断和以高效率为基础的垄断加以区分，认为前者的代价. 超过了必要，但后者并无坏处。对于前者，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奥地利学派成员是一致反对的。对于后者，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认为只要存在市场开放，就不会持久。这一点其实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已经涉略到：如果存在潜在市场进入者，垄断者的定价就会倾向于低于最高垄断定价，介于最高垄断定价和竞争性市场价格之间；而潜在进入的威胁越大，定价越是接近竞争性市场价格。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也同意市场开放最终会打破原有垄断格局的结论（比如古诺模型就是寡头竞争取代垄断达致均衡的模型）。当然奥地利经济学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两码事。前者不认为存在均衡，后者则一定以存在均衡为出发点。

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画地为牢式的垄断行为。最近国资委认为要在七大产业实行国家控制（垄断），就是要搞画地为牢式的垄断。而按照德国弗莱堡学派的观点，即便是以高效率为基础的垄断，也就是因高效率而引致的垄断，也存在可能的私人权力被滥用的问题。因此，对于两种垄断，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竞争秩序来维护竞争过程的正常运作。

北京，2007年2月8日

参考文献：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2000年。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2年。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

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14日。

左大培：《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

Hayek, Friedrich A.: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Vol. 4 (new series) 1937, pp 33-54. Reprinted in Hayek, 1949, Chapter 2, pp 33-56 (edition consul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