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奖还真有些雷人。奥巴马获奖就不提了，连经济学奖也爆出冷门。西方媒体预测的热门人选纷纷落马。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获奖。
尽管不是大热门，但威廉姆森是经济学大师，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熟悉。他发扬光大了其师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思想，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并且开山立派，创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老实说，如果没有这位弟子，科斯很难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伟大思想很有可能尘封于故纸更长时间。

可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是何许人也？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陌生的，只有见多识广者方知其名。清华大学的李道葵教授在CCTV中告诉大家，奥斯特罗姆严格意义上是一位政治学家。

说的没错。奥斯特罗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政治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讲座教授，兼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她曾经在1996-97年度当选过全美政治科学学会主席，这是美国政治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称号。奥斯特罗姆获得的奖项和荣誉称号无数，但绝大多数是在政治科学或环境-生态科学领域，与经济学有关的似乎只有一个，即2008年获得全美农业经济学会的加尔布雷斯奖（Galbraith Award）。或许，正是这次获奖为她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打开了大门。

大家都知道，印第安那大学并非名校，但是由于有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一位著名的行政学家和政治学家，该大学的政治学系闻名遐迩。有趣的是，上海的《东方早报》在10月13日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时，把她丈夫的著作也列在了她的名下。好在是两口子，不必计较。老两口已经访问中国多次了，在中国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界可谓人人皆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好听好记的中文名字：欧玲。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政治学家大多是研究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全球化等大问题的。那么，欧玲究竟研究些什么大问题呢？说出来又要雷人了。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洛杉矶地下水流域管理。后来，她致力于研究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灌溉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她还关注一些看起来小而又小的问题，例如瑞士某高山草场和森林的集体所有制、日本某些村庄的公用土地、西班牙某地地下水的分配使用、菲律宾某灌溉体系的公共管理、土耳其两个渔场的捕鱼权分配等等。

研究这样的事情能获得诺贝尔奖？对于这类事情，水管局或者农业局的干部们难道不比一位大学教授更加了解实际的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实际情况了解再多再细，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要获得诺贝尔奖，必须研究大问题，而且要得出大理论。

欧玲关注并加以研究的这些小问题，均涉及到一个放之四海而重大的问题，即公共资源的控制与使用。这个问题可谓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们中国人。小到邻里们可以为楼道拐弯处的空地究竟归谁使用而大动干戈，中到乡村的集体土地谁有权以何种价格卖给地方政府或开发商，大到我们国家所有全民所有的东西究竟谁来维护、谁来使用、谁能从中受益。这样的大国这么大的事情，欧玲焉能不对中国发生兴趣？

众所周知，公共资源的最大麻烦就在于公共所有。属于所有人的资源就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资源。于是，很多人都想从中大捞一把。人人如此，那么公共资源很快就会变得稀缺了，于是人们又为争夺稀缺的资源而打破脑袋。为了解决这一所谓的“公地悲剧”，一般的思路有二：其一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那就是干脆弄一个政府，全管住；其二是私有化，将公共资源的产权弄清楚。可是，这两条路有时都走不通。政府总不能对楼道里的事情也来管吧，而流动的水又如何产权清晰化呢？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正是在解答这个问题上，欧玲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她基于自己的博士论文和其他案例研究，同时参考了众多二手文献，在1990年出版了其成名作，《公共事务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这本书在2000年获得全美政治科学学会公共政策组阿隆•维达夫斯基终身贡献奖（Aaron Wildavsky Enduring Contribution Award），又在2006年获得该学会政治经济组威廉•里克尔最佳图书奖（William Riker Award）。在这本书，欧玲对解决“公地悲剧”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自我组织起来的社区。

但是，聪明的读者一定会纳闷，有的社区能把公共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另外一些小区内的公共地却乱七八糟，欧玲会怎么解释呢？的确，公共资源的确是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欧玲也提出了一个大思路。但是仅有这两条还是不够的。她必须为其思路提供一个理论解释，这就是新制度主义。欧玲在《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之中，对所有成功社区治理背后的制度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最后提出了一整套从制度角度分析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

理论其实就是工具。如果你掌握了它，你就可以分析任何事情。欧玲的伟大贡献，促使政治科学中兴起了所谓“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不仅关注静态的制度本身，更加关注人们的行为如何受到制度（即游戏规则）的制约。运用新制度主义，几乎可以研究任何问题。我本人就是基于这一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新医改。

现在，新制度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共同的方法论，只不过在经济学中，它的名字叫“新制度经济学”。因此，欧玲与威廉姆森共同获奖，标志着新制度主义的收获季节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