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中央电视台《我们》栏目播出了一个不太寻常的话题：农民工赢得赔偿后拒付律师费。为农民工维权23年，承诺“打赢才收费”的周立太律师，在代理胜诉的名单里却记录着一份长长的欠费单，600多人在拿到赔偿后，拒绝支付事先约定的获赔款20％的律师费，甚至有一例周折三年胜诉的案子，收律师费时被对方用尿泼走。

现场的农民工和学生普遍对欠费表示了理解和同感。理由包括：讨回本应属于自己的钱，为什么要分给律师；赔偿款还不够解决自己生活，没有可给律师的；诚信需要衡量成本，上千上万元律师费对农民工是笔不小的数字；官司打赢的时间和获赔的金额不尽人意；农民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谁为他们的付出买单等等。几位特邀嘉宾则反之强调了诚信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

这场谈话令人震动，倒不在于对农民工还是对律师的同情问题，而是我们看到，不同视角的发言，周尽了社会公正、自身需要、农民工地位、司法判决、公众道德的考虑，唯独没有涉及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讨论的事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一元换五元”的一笔交易。因为如果没有律师，所谓赔偿款根本就不存在。

老板、社会、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因素，都成为判断一个律师与一个农民工在一笔交易之中行为的理由，这是个奇怪的逻辑。任何一笔自愿的交易，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20％的律师费，相当于承诺用一元换五元，正是有了这个交易，律师才可能存在，被代理者自身才能受益。

从现场发言者脸上的义愤和上述阐述的理由可知，拿到赔款拒付律师费，并不是农民工没有道德感，此举恰恰源于我们道德认同的“集体正义”。我们同情农民工，因为“社会”欠他们的；农民工要回了自己的钱，认为是“社会”应还的正义。在整个思维中，“律师”都是集体正义感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不是在面对一笔买卖双方的交易。

这让人想到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镜头：一个老大娘丢失的钱包被送回来，感谢“还是社会主义好”；遇难的矿工得救，感激一系列“党和政府”，唯独忘记埋头挖土的工人。那么，农民工拿到“社会”应付的工资，律师费当然是一个额外的开支。

问题是，安全隐患是企业主未履行对工人的责任；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却是一笔委托人受益的交易！在集体化的正义感中，我们认可的，是把自己权利交付予之的抽象“集体”；破坏的，是提升自己利益的自由交易。

这不是一个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竟然已经不懂得如何利己！

在集体的正义感中，我们的概念中只剩下整体的“社会”和一个求生的“我”。可以想象，没有个体意识，不会同身边具体的一个个他人去做平等交易的农民工，如何从市场中获益，如何积累和保护自己的财富呢？

不仅是农民工。电视现场就有学生说，饿死不偷的人，是对不起社会的，因为人首先要让自己活着，然后可以为社会做更大贡献。这个逻辑就是说，人是为了“社会”而活着，并为此可以损害身边具体的人。

的确，在集体化的正义感中，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虚幻的，无论他人，还是自己。如果可以因为“社会”的不公拒绝向律师付费，就也可以为了“社会”的利益牺牲农民工的权利。

如果我们都承认自愿交换的原则，就享有市场的好处；如果我们认可抢夺原则，就会发现，谁的力气大、谁的权力大，谁就可以剥夺其他所有者。尊重个体的交换伦理可以给每个人机会；抢劫规则却必使弱者更弱。

一元换五元，是一个简单的市场伦理，因为它是利己的。应该深思的是，对它的普遍道德困惑，到底源自哪里？

后记：此言一出，很多人说：指责弱者，如谈“为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不去发明给农民工补偿更多钱的办法；农民工欠律师一元，因为社会欠农民工一元……因而要再说几句。

对节目中谈话的感叹，一如对上述发言的感叹。叹的不是恨，而是怜。不是恨弱者不守公德，而是怜我们的思维，如此深深奉行着损害自己的道德，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使用交换规则的个体。

说明白一些，在农民工与律师的交易中，承认“社会欠我的，我就应该欠别人的”，就会不自觉地接受“施工方欠工头的，工头就应该欠农民工的”、“财政欠地方的，地方就应该欠施工方的”、“企业欠银行的，银行就应该欠财政的”、“政策欠企业的，企业就应该欠银行的”......最后呢，到底是谁欠了谁的？恐怕只能是大的欠小的，有权的欠无权的，最后承担这债务的是谁呢？

农民、农民工，是最弱势的群体。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处于群体的弱势呢？为了国家的“集体”利益，我们接受城乡的“剪刀差”；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接受弱势群体的不结社原则；现在我们看到，连农民工自己也深信应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平衡自己的利益。令人感叹的不是农民工不与律师作交易，而是我们的头脑中都没有习惯用个体交换的原则来思考自己的利益。

在节目的现场，只有一个没有逃债而被作为典型的企业家说“我真不想再参加了，我上了你们太多套节目了，为什么现在欠债还钱就成了新闻了？”还有一个企业家说得很好，他对三方面人各说了一句话：对农民工说，诚信是你自己的财富；对学生说，如果你们也不懂得为什么应该付这个费，那是很危险的；对企业家说，我们自己应该反思，是我们中一些人造成了侵权事件的根源。

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如何在司法程序中更多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当然是重要的话题。但是对于农民工自身而言，懂得什么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规则，学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参与市场交换，才是维护自己权益最重要的法宝。毕竟，弱势者更需要个体的、平等的规则而不是抢劫的逻辑。所以说，当有人抢给你一个馒头的时候，他不是使你摆脱饥饿的救星。如果不意识这一点，就会陷入强者抢夺弱者，弱者抢夺更弱者的困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过“无权者的权力”，就是坚持自己的道德，用个人的良心，对待自己生活中的小事。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阻止恶，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拒绝将恶向下传递。

这终将是弱者最能帮助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