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公共政策的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吧。大家都知道，现阶段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就业问题，一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主化问题，这两个问题大家也都清楚，如果没有突破性的解决办法，后果恐怕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希望本中心能够集中各位研究员的智慧重点研究这两个问题。

当然，大家也都清楚，民主化的问题比起就业问题来说，不仅非常棘手，而且要敏感得多，甚至常常令人噤若寒蝉，不是很大的智慧是谈不得的，当然，夸夸其谈除外。

其实，要说智慧，我觉得咱们中国本来是不缺的，孔子的智慧据说国际上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联名宣称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需要去请教的，还有老子也认识到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难事最终的解决办法倒是容易的，大事最终的解决办法也要从小处突破，当然都是大智慧了。象三十年前吃饭那样‘天’大的事情不过是搞了联产承包制也就基本解决了；当代生物科学揭示的基因理论使人们可以认识到，任何疾病包括癌症和爱滋病这样令人谈之色变的生命克星其实也不过是细胞DNA双螺旋体上碱基对错乱或者缺失导致的表现而已，只要把错乱纠正过来，缺失给补上，就能够恢复健康，人的生命普遍延续到一百多岁也是不成问题的。

那么在民主化这个很难很大的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像联产承包制或者生物科学那样来个基因突破呢？当然也应该是可以的，问题自然也是在于找到那个突破点，也就是民主的基因何在。我认为，这个突破点已经存在而且已经可以被看到了，就是十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城市业主群体和因此而必然出现的业主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这些意味着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关系（共有关系），和把握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的方式，譬如赵恒律师所居住的北京上地西里小区首先设计和实践了业主代表大会制度，余晖先生也是主要实践者之一，接近两年来的实践初步证明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那就是业主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的突破口，因为业主阶层是现代市民阶层的核心，市民阶层则是民主的社会基础。
也就是说，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关键则是理论认识的不足，甚至漠然不知。

以业主代表大会为民主化的突破口，不仅符合突破口应该选择最薄弱点的一般原则，推动业主代表大会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推动者来说，风险和成本都是最小的，可以最大限度地打消执政阶层的顾虑，阻力也就将是最小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实际上也是舍此而无它的唯一选择。更重要的是，从业主代表大会来突破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可以赢得各种社会力量最广泛的支持，道理很简单，业主群体实际上是除了农民这个群体以外最大的群体，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亿人以上（在9.9会议上我回答杨鹏先生问时曾说中国目前的业主有三、四千万，那是按照《物业管理》的定义即房产证登记数来说的，如果加上家庭成员，肯定超过一亿了，如果再加上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进行房产登记但是已经成为实际业主的数量，就更可观了）而且在以每年一千万的速度增加，涵盖或者说辐射了社会主要领域的人群，因而从业主代表大会开始民主化的效果将是最快的，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本中心各位研究员能够一起来推动业主代表大会的研究和实践的话，完全有可能吸引和团结大批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来共同努力，避免未来民主风暴的巨大破坏性，在不太长的时间譬如十年到二十年里引导中国走上一条比较理性的民主之路，从而显示出中国人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的成熟——通过业主代表大会这个“变压器”，把“高压线”转变为“低压线”的智慧。显然，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的，意义如何大家是不难明白的。

特别想指出的一点是：就目前中国的形势来看，民主化的新机遇实际上也就在这么几年，如果不能及时抓住，情况就会更加复杂难测了。
当然这里不是想要论证这个结论，只是向大家特别是中心的理事会提出来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