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百年思维”，是指那种能够洞察百年发展问题的思想，也就是能够洞察到社会发展较深层次原因和相当长时间的趋势，并且能够提出根本性解决方法的思想，其效力当然应该至少可以达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目前全球正在遭遇的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来说，对它的预见或者说警示，早在将近二百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被当时最杰出的法国思想家傅立叶先生指出来了，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技术不过是社会达到自己目的的两个条件之一，另一个条件就是改造传统住宅为能够建立协作化的家庭经济（也就是社会化的生活方式）的公寓——法郎斯泰尔， 以便大量节约燃料，恢复森林、水源和水土气候。傅立叶断言道：人类在没有达到这两个条件以前总要受尽折磨。现在，这种折磨不是以百年一遇的规模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了吗？

我们都知道这次灾难是从美国关于住宅的“次贷危机”引发出来的，而其元凶，也就是首当其冲的，美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指出来了，就是大众的贪婪，也就是那种透支收入的消费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透支收入的消费方式中，分量最重的是什么？不正是那种几十年来在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流行的豪华的独立住宅吗？美国的家庭一般也是核心家庭，也就是一对夫妇加两三个孩子的数口之家，然而他们的带有前庭后院的独立住宅里的房间数量却一般都比家庭人口的数量多一两倍，甚至多三四倍的也不算罕见，这样的独立住宅本身价格自然就会不菲，居住其中的生活开支同样也是不能不高的，譬如这样的住宅占地很大，只能向城市远郊发展，那就必须有高速公路和轿车，再譬如其中的水、电以及各种居家用品的消耗肯定也是少不了的，譬如仅仅是美国人用于保持住宅温度四季如春也就是空调器所使用的能源就高达三亿多吨石油，已经超过了有十三、四亿人口的中国全年的石油消费数量。在这样本身价格高昂而且生活其中费用庞大的独立住宅面前，工薪大众当然只能成为支付能力上欠佳的“次级”群体，这本身就预示着还贷风险随时可能爆发，问题只是谁和什么因素来引发罢了。

西方不少人觉得是中国这样对美国有大量贸易顺差并且把大量美元储备投放到美国的国家鼓励了美国人忘乎所以地透支收入，这一点大多数中国人和政府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中国有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而需要大量向美国出口价格很底的生活消费品是明摆着的，储蓄率很高也是确凿的事实，储蓄的巨额外汇美元没地方放而低息借给了美国更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三种因素作用之下要想让美国人不忘乎所以地透支收入而贷款购买独立豪宅，就象让置身于漂亮姑娘面前的小伙子不能有菲菲之念一样，恐怕是很难的。

当然，中国因素对于美国人透支收入而造成“次贷危机”来说不过是个外因，就其内因方面来说，如果，仅仅是如果，美国人追求的主流住宅不是豪华的独立住宅，而是象傅立叶先生所指出的能够发展“协作化的家庭经济”、也就是社会化的生活方式的公共住宅的话，这样的“次贷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就象使用公共汽车无论如何都比使用私家小轿车的费用显著低廉一样，公共住宅的价格自然也是一定大大低于豪华的独立住宅的，这样当然也就不会把大众置于支付能力上欠佳的“次级”群体了，所谓“次贷危机”当然也就不容易发生了。

这样的说法未必令人信服，有的人可能会说：难道公共住宅就不会豪华起来吗？如果也会的话，造价也要超过居民的正常收入，而大家也还是要买的话，不是同样出现透支收入的情形而有可能引发还贷危机吗？

这样的推论似乎很难反驳，但是这种逻辑显然忽视了外因的作用，我们同样可以想到，美国是当今世界影响力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特别是对当今乐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人来说，美国的影响力特别的大，中国的出国留学生一半多是去了美国，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严重地影响着中国人，精英阶层的主流群体甚至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在这样的时髦话语背景之下，如果美国兴建的是傅立叶所说的那种能够发展“协作化的家庭经济”、也就是社会化的生活方式的公共住宅的话，哪怕这样的公共住宅只有十分之一，再哪怕是豪华的公共住宅，那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人的接轨行动，而一旦中国大量兴建这样的公共住宅的话，则中国人为了就业而大量出口廉价商品的势头就会大大缓和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公共住宅本身由于能够产生许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而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譬如按照每三、四户家庭比一的比例安排公共服务员（其工资由提供公共服务而给居民家庭节约的生活费用来支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象即使乘坐出租车支付给司机的费用无论如何都少于拥有私家轿车的费用一样），就可以直接安排居民数量的大约十分之一的劳动力就业，也就是劳动力人口的大约五分之一因此而获得稳定而长久的就业机会，加上他们所带动的间接服务业的膨胀，增加的就业机会自然也会更多了，当然也就既没有必要大量出口廉价商品供美国人挥霍，更没有必要把大量外汇美圆借给美国人了，或许我们自己的资金还不够用呢。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人就是想透支收入恐怕也不容易了。

然而由于我国这几十年来盲目发展那种虽然远比不上美国的独立住宅豪华奢侈，但是同样无法发展“协作化的家庭经济”、也就是社会化生活方式的单元楼宅，就使得中国的就业压力难以缓解，不得不自己勒紧裤腰带而去鼓励美国人挥霍浪费，这样的世界不出经济危机那才叫不可思议呢。

大家知道，单元楼宅具有严重分隔邻里关系的作用，也就是居民邻里之间很难来往，除了楼梯之外也没有什么公共房间来安置公共服务设施，自然也就很难发展生活服务业来吸纳劳动力就业了，于是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特别是由于不能形成就业机会，无法安置兴建住宅所占用土地上的农民，迫使政府以保障耕地为台面上可以讨论的理由而采取严格控制土地的政策（所谓十八亿亩的“土地红线”），这种政策只能使得房价畸高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缓慢，而且单元楼宅迫使居民延续几千年来一家一户一个生活单位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质量也难以提高，城市居民资源占有量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力量都很大，这与大量农民不能成为市民而沦为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输送血汗商品的劳工的情形不过是单元楼宅这样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必然结果就是不可能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相反只能周期性的遭受傅立叶先生所指出的“折磨”。

中国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恐怕一下子都很难相信这次的“百年灾难”居然是由住宅的样式决定的，这是不奇怪的，二百多年前，绝大多数英国人，包括后来被誉为“工业革命之父”的瓦特先生本人也没有意识到改进的蒸汽机能够瓦解长达千年的封建社会而给人类社会带来惊人的发展和繁荣。也许人们会说蒸汽机是生产工具的革命，而住宅怎么能够跟工具的革命性作用相提并论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百年思维”的原因了：如果清楚了“工具是人器官的延长”这个科学的定义，就不难推论工具可以区分为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两个方面，因为人体本身就具有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器官，住宅作为人的皮壳器官的延长，当然也就是一种生活工具了，这一点在西方由于从傅立叶到马克思再到被誉为“现代建筑界圣人”的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的探索，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了，譬如柯布西耶先生认为现代住宅应该是“居住机器”，才能与机器大工业的要求相适应，因而他在六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所设计并且被付诸兴建的突出了有公共房屋安置各种服务设施的“马赛公寓”一出来，就被当时的学者惊呼为“看到了人类的希望”，而成为西方建筑史教科书里重要的一章。但是在大规模的产业革命开始时间不长因而小生产习惯意识仍然根深蒂固的我国，几乎没有人会提到柯布西耶及其马赛公寓，更没有“居住机器”的概念，自然也很难理解能够发展社会化生活方式的公共住宅对社会发展的革命性意义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似乎很奇怪的现象，三十年来在中国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听到精英们津津乐道“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而在中国房地产界却似乎一致地象回避柯布西耶及其马赛公寓一样回避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却对显然与这两位大师提出的“百年思维”很不相符，甚至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单元楼宅这样分隔居民邻里关系的住宅津津乐道。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看看几十年来的我国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工科教科书，从来没有对工具做过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分析，因而不仅不知道住宅是工具，更不知道作为核心生活工具的住宅必须与作为核心生产工具的发动机相互适应，也就是两者对促进人类活动的分工与协作的作用应该大体平衡，才能发展出来与生产社会化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化生活方式，于是不顾蒸汽机已经发展到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主流因而造就了生产社会化迅速发展，生产的分工与协作越来越精细这样再明显不过的历史趋势，却发展基本上延续一家一户一个生活单位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单元楼宅，而在这样的单元楼宅由于不能吸纳因为生产工具的迅速发展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和严重抑制内需而使得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却指望兴建所谓大工程这样显然仍然是着眼于生产工具方面，譬如铁路、公路和农田基本建设，来拉动内需，似乎不知道在生产工具已经很是发达的当今时代，那些大工程能够吸纳的劳动力显然是有限的，不仅施工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而且周期也越来越短，一旦完工，则大部分劳动力就又被排挤了出来，恐怕连事倍功半都算不上。加上刺激通货膨胀和加剧腐败，特别是三者共同作用而引发社会动乱的前景绝非杞人忧天！

我的主张自然也很清楚了，摈弃单元楼宅，兴建能够发展“协作化的家庭经济”、也就是社会化生活方式的公共住宅（譬如我设计的环型邻区公寓，一种每层十数户住宅环型分布，中间设置各种公共服务房间的楼宅，显然，这会使人想到客家人的土楼，但是环型邻区公寓是根据现代的社会要求和建筑材料构思的），是迅速全面拉动内需并且立刻缓解就业压力从而解救目前“百年灾难”的根本途径，不仅事半功倍，甚至可以说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如果有谁——无论是政府还是房地产商拿出来一亿资金盖几幢环型邻区公寓给社会示范一下的话，很快就会激发出来至少几万甚至十几万亿的资金直接投入到环型邻区公寓的建设上来了，因为环型邻区公寓不仅完全符合当今中国人普遍认可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特别是由于可以安置被占用土地上的农民就业，并且还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农业的集约化经营而大幅度提高产量（这一点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一文里就有过精辟的提示，当然，这就使得“百年思维”的探讨更深了，需要另文讨论），现在不得不实行的严格控制土地的政策就可以逐渐松动，自然也就可以使得住宅单位面积的价格能够大大降低了，而且由于公共服务房间的设置，当然可以显著缩减住宅的面积，并且使得居家生活的费用可以大大降低而提高居民的按揭能力，于是住宅的成套价格自然就更低了，达到普通商品的水平上是完全可能的，而不再是许多人可忘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了，如此，近十年来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甚至整个社会和一再掀起大规模的住宅投机浪潮的情形也就因此而终结了。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救当前“百年灾难”的经济危机，而且可以一举将经济和社会发展扭转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可以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电动机和公共住宅这样两个现代核心工具或者说两个相互匹配的现代发动机的基础上，迅速实现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只是当今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很难有古代圣贤那种“天下难事必作于易”的气魄了，信奉“事在人为”和“谋事在人”的小聪明，而忘乎“先利其器”和“迎刃而解”的大智慧，实际上总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以便有那么一点成就时可以显得高明，必然失败时呢，又可以轻易委过于它，感叹“成事在天”——呜呼，“百年思维”难过“百年灾难”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