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法治社会的诞生

毛寿龙

最近若干年，中国的名人正在遭受空前的公共舆论考验，最新的例子是饶颖状告赵忠祥和赵薇指使人打孕妇事件。对于这些事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笔者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正在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

充分的个人自由，是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市场空间的空前扩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个人的自由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充：政府和单位等公共权力对个人的生活干预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干预也越来越少，人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经济能力和认知能力也越来越强，在这种背景之下，选择自己的生活并得到人们的尊重，成了整个社会不约而同的共识。在过去，一旦发生类似赵忠祥和赵薇的事件，一般都是政府和工作单位出面，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不管是赵忠祥还是赵薇，我们都没有看到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也没有看到其工作单位有什么动作。这说明，有关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相关的纠纷，政府和单位等行政性的公共权力机构，已经全面退出了，中国正在从管制社会走向自由社会。

不过，政府和单位不管了，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管。因为任何人都会有公共性。只要有公共性，个人的自由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外部效应，就会有相关的约束。普通个人的自由，往往会有亲朋好友的约束，尤其是相关的当事人的约束。对于名人来说，更会有相关的公共舆论的约束。在公共舆论空间里，不管是赵忠祥还是赵薇，其所受到的关注范围和水平，都与其名气大小呈正相关。在公共舆论空间里，每一个人，都会对他们作出自己的判断，虽然他们的看法各不相同。如果经常集成他们的观点并表达出来，就会形成民主的生活习性。比如，“赵薇指使打孕妇事件”出来后，新浪网推出网上即时民意调查，问“你是否相信赵薇致使他人打孕妇”，笔者上网观察时，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投票者相信，只有五分之一多一点的人不相信，其余人说不清楚。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虽然也有媒体如新浪网力图不偏不倚，保持公正中立，同时发布赵薇方面和孕妇邹雪方面的消息，但其网页的标题也是“打人事件”，而很多媒体的表述直接就是“赵薇指使人打孕妇”。不管赵薇是否打人，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她已经被认为是指使人打人。这大概就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吧。显然，如果赵薇的确没有指使人打人，那就冤定了。赵忠祥的境况也一样，也是将近三分之二的投票者相信饶颖，只有百分之十三多一点的人相信赵忠祥。所以，为了避免多数人的暴政，现代社会在解决冲突时并不过度依赖民主，而是依赖法治。

在这两起事件中，赵忠祥和赵薇以及他们的代理人，都做了同样的选择：让法律说话。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在与当事人的私下交往里，他们作为名人，显然是强势群体。一旦相关事件为媒体曝光，如果大多数人的判断不利于他们，在公共舆论空间里，他们就成了弱势群体。而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让法律说话，他们就可以避免在公共舆论空间里过多地说话，避免提供更多的谈资，而这些谈资在多数暴政的情况下往往会使得他们更加被动。更何况他们往往财大气粗，往往雇得起大律师为其说话，他们也等得起，一旦媒体有新的焦点，他们就解脱了。不过，在个人之间有冲突的情况下，对于社会来说，最合适的选择也是让法律说话，因为让法律说话，也有利于保护弱者，虽然这样的选择往往也有利于强势的名人。让法律说话，可以让各种各样的争议不至于捕风捉影，也可以滤清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舆论，什么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在名人都选择用法律说话的情况下，在普通人也追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将步入法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名人将得到法治的保护，普通人也必然将得到法治的保护。

一个自由的社会，是负责任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是民主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是法治的社会。如果管制、民主和人治相结合，赵忠祥和赵薇就死定了，因为政府和单位将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数意愿，对他们作出行政性的惩罚，如开除公职，不得再次录用等等。幸亏有法治的均衡，也有自由理念的支撑，多数的暴政才会得到有效的约束，管制的弊端也会因此而消失。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也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相互均衡的社会。

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是人们理性思考和启蒙的结果，但更是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自己选择、经历和体会的结果。正是一个又一个的具有公共意义的公共事件，在推动着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两个事件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中国社会正在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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