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公平要求取消制度化的不平等

毛寿龙

最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绝大多数人都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幸福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痛心地看到，人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大家都急切地呼吁，要实现社会公平，改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局面。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和实行更多的收入转移政策，是最重要的政策选择。

不过，这一政策只能有利于纠正市场经济类的不平等：市场经济越发达，越使得有才能、吃苦耐劳、勇于承担风险和运气碰巧较好的人拥有很高的收入，这使得贫富有相当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是正常的，而且也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让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帮助没有才能或者市场竞争的失败者，但应该以不影响高收入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为限度。

这一政策很难纠正非市场经济类的不平等：当前中国依然处于转型社会，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达，计划经济的遗产依然起着极其不公平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不仅使得收入不平等极其不公正，而且许多公共财政资源的分享也极其不公正。这有很多表现，其中最典型的是就业身份不公平和教育机会不公平。

就业身份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城乡身份差别上。这种身份差别使得农村人在城市就业不仅受到社会歧视，而且在收入上也受到歧视，即使干同样的活，其收入与城市人也有很大的差异。除此之外，城市人在就业方面也有很大的身份歧视，如所谓的正式工和非正式工或临时工，虽然工作性质一样，工作量也一样，但非正式工或者临时工不仅收入比正式工要低，而且还没有医疗、住房等福利收入，更不用说什么专业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的发展。这些临时工戏称自己是“二等公民”，一语道出了城市就业市场转轨时期身份不平等而导致收入不公平的问题。

教育机会不公平，是公共服务享受不平等的典型表现。中央教育投资偏城市轻农村、偏发达地区轻落后地区、人为制造重点学校和大量差校，高等教育机会分数统一但录取分数线各省由各省的标准。教育服务制度上的不平等，实际上就是有子女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体现。这一制度目前正在改变过程中，家长可以为自己的子女交费择校，但由于基本制度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改变不过是给高收入者提供了用钱购买优质教育服务的机会。优质教育服务分配的制度性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加剧了，而且给人的感觉反而越来越不公正了。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市场竞争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去吃苦耐劳，去勇于承担创新的风险，这有利于总体的富裕，并且通过收入调节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但是，因计划经济制度导致的不公平，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并且其意义也是消极的：它让一部分人因为制度上的强势地位轻易地获得高收入或者免费或低价但优质的公共服务，而让一部分人因为制度上的弱势地位轻易地陷入低收入，不得不接受劣质的公共服务，或者必须用高价去购买优质的公共服务。这种制度上的不平等，由于其相当多的收入或者服务付费是非货币化的，只是局部体现在工资收入里，很难通过收入调节政策促进收入平等。显然，要改变这种非市场的不公平，必须在制度上进行变革。通过修改劳动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取消就业市场上的身份不平等，可以说是改变转型期收入不公平、促进非市场类公平的重要政策选择。

1995年开始实施的《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1995年3月18日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2002年12月28日，《民办教育促进法》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该法也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学生享有与公办学校学生同等的社会权利。本文希望这些法律不再仅仅是提要求的“道德规范”，而是需要强制性执行的法律规范，而政府和政府所属的各种单位，尤其要首先执行这些法律条款，在政策上体现立法的精神，并通过具体细致的制度变革，消除收入的制度化不平等，给社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为中国在21世纪持续稳定的发展打好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