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古国的百年宪政之路

毛寿龙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地位受到了西方舰船利炮的挑战，在战败和屈辱面前，中国人开始寻找富国强兵之路：师夷长技以治夷。怀着这一目的，努力向西方学兵器技术，但没有成果；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没有成功，依然是战败和屈辱。自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有志之士认为西方富强不在于其坚船利炮，也不在于其科学技术，而在于其宪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上个世纪的前50年，宪政在中国并未成功，都是徒有宪法而宪政。

1949年建国以来，毛泽东在理论上非常重视宪政，他认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1954年的宪法。可惜，这部宪法后来并未受到重视，后来几经立宪修宪，那都是离宪政越来越远，到了文革期间更到达了无法无天的顶峰。直到1982年宪法制定，中国政府才真正开始努力在宪法的基础上建设国家机构，以宪法为基础，制定法律和规章，1996年更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中共十六大报告更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也在现行宪法施行2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胡还在2002年12月，组织最高层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宪法。这可以说中国宪政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反思过去，可以为将来的宪政建设提供前车之鉴。过去的宪政建设为何失败？回顾清末民初的半个世纪宪政历史，我们发现，单纯把宪政看成是改变国家落后、富国强兵的工具，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次宪政失败的最大原因。宪政是一种政治组织技术，需要有超人、超集体的共识和智慧，以及适当的条件才能实现。把它仅仅当作一个工具，显然不会有成就。简单认为行宪政只是为了强国，这是错误的。学的只是皮毛，自然不会有实质性的成就。除此之外，清末民初和民国期间两次宪政失败的原因还有：宪政主张只是一部分学者和官员的主张，当时的主体政治力量并未认可，或者虽有认可，也是为己所用，在优势的时候用足自己的优势，而不是超越力量对比来思考。缺乏立宪思维的传统。个人层面上可能有很多宪政感觉，但一到军阀混战或者政治斗争的场合，便集体地放弃了。缺乏相关的内部条件，同时也缺乏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政治的人力资本：公民、专家和有见识有实力的政治家。忠孝这一传统政治合法性来源为专制政治和军阀统治提供了条件。宪政需要的是个人自由、每个人的权利和合法性的权力。合法性来自理性，而不是传统关系的合法性和纯粹的魅力（传统意义上的“民本”是依靠君与民的关系，而不是依靠竞争性的制度程序）。

据此可以总结，今后50年的宪政之路，新世纪中国宪政之路的成功，取决于能否继续在如下方面继续努力：把宪政看成是国家有效整合政治资源，有效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为社会自由、富足、体面、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公共的制度平台，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富国强兵的工具，或者是当作加入现代国家国际俱乐部的入场券；把界定政府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建设有限政府，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继续建设市场经济，实行政府的治道变革，即实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职能严格限于国防、外交、治安和必要的公共服务，依宪治政，依法行政，政府行为是法治化的，政府的权力是分散的，以自主治理为基础的，政务信息实现了制度化的公开，政府的合法性是以选举和法律为基础的。更为重要的是，掌握实权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一定要有超越个人的智慧，超越党派的智慧，以及超凡的魄力，支持中国宪政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如果继续朝着这些方向努力，在新的世纪，中国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一个宪政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