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行了民主共和政制，并且成功了，其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一章，托克维尔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三个原因：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一卷详细探索了其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法制，其中法制方面探讨得最为详细，这里只是简要总结了核心的观点，认为在法制方面，有利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三大原因是：联邦体制，乡镇制度和司法制度。联邦体制，使得美国把大共和国的强大性和一个小共和国的安全性结合起来；乡镇制度，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司法权的结构，美国的法院纠正了民主的偏差，约束和引导多数的运动但又从来不禁止其运动。在物质环境方面，托克维尔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本章的重点在于探索民情对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在托克维尔看来，民情（moeurs）一词，其含意与其拉丁文原字mores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所以托克维尔的民情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由于上册的任务是考察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因此他只考察了有利于民主共和制度维护的重要民情因素：宗教和教育因素。在此之后，托克维尔进一步对这三个因素进行了排序。还探讨了美国的民主实践对欧洲的意义。

一、偶然的或天赐的原因

偶然的或者天赐的原因，简要地说就是：联邦没有强邻；没有巨大的首都；美国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美国地广人稀等。

没有强大的邻国，意味着美国“不用担心大战、金融危机、入侵和被人征服，不必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几乎不会为一种比这些灾难加在一起还要对共和制度有害而可怕的祸害即军事的荣誉而受累。”战争的影响不仅仅是财政上的，它很可能导致治国才能平庸的军事人才当政。美国没有什么战争，所以伟大的将军也很少。杰克逊性格粗暴、才能平庸，但因为打赢了新奥尔良战役，成了英雄，被两次选任为美国总统。如果美国战争多一些，其被治国庸才统治的机会也就多一些。不仅如此，战争还使民心变得喜欢虚荣心，“被虚荣迷住心窍的民族，无疑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中最冷酷无情、最爱斤斤计较和最不懂军事的民族，如果容许我直说，也是最平凡的民族”。由此也可以推论，喜欢虚荣心但平庸的民族只能由庸才统治。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立即放弃了邱吉尔，可以说只有伟大民族才能做到这一点。

美国没有巨大的首都，很有好处。在中国，我们从小都以首都天安门而感到自豪，有一首歌还专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托克维尔认为，巨大的首都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从消极方面来说，大城市不容易避免政治问题：“在城市里，无法防止人们集会议事、聚群起哄和突然采取激烈的行动。城市犹如一个以其市民为会员的人民大会。城市的人民对其司法和行政官员具有莫大的影响，而且往往不经官员的同意就自己采取行动。”政治集中在首都，“使地方服从首都，就等于把全国的命运不仅不公正地交给一部分人，而且十分危险地交给一些自行其是的人。”据此托克维尔下结论说：“首都的绝对优势就给代议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威胁”。托克维尔认为，古代共和国因此而灭亡，现代许多共和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而美国却没有这样的错误，所以其民主共和制度能够成功。

美国的移民带来了平等和自由的传统，但北美独特的自然条件给他们实验新的共和制度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在其他地方，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通过战争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南美的殖民者通过战争消灭或者征服土著的以农耕为生的居民。但北美，只有漂泊不定的部落，土地尚未得到利用。也就是说，在殖民者到达北美的时候，“北美还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大陆，一平等待人去居住的荒野。”北美的殖民者不需要艰苦争战，就获得了未开垦的土地：“有三、四千名士兵在追赶没有固定居处的当地土人。跟在这些武装人员后面的，是一批批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们穿过森林，驱走野兽，开辟内河航道，为文明向荒野的胜利进军铺平道路。”而拓荒者又带来了5000多年文明的经验。托克维尔看到，向西部拓荒从而发展美国的，都是美国出生的人：“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遥远的荒凉地区创业的，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最初，是欧洲人放弃自己的茅屋，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而现在，是在同一岸边出生的美国人，深入到美国中部的荒野。这种两次性移民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即最初由欧洲的基地开始，陆续来到大洋彼岸；随后再由大洋沿岸开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千千万万的人，同时开向地平线上的同一点。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习俗，都不一样；但他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有人对他们说，到西部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他们便听信这句话，匆匆忙忙奔向西部。”

美国西进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其直接的结果是人口方面的：“一部分老户居民逐年离开他们出生的州，而这些州尽管建立已久，但人口却增加得极其缓慢。康涅狄格州就是如此，它每平方英里的居民平均只有49人，全州的人口40年来只增加四分之一；而在同一期间，英国的人口却增加了三分之一。因此，欧洲的移民不断地来到人口还不太多而工业又缺乏劳动力的美国。他们成了富裕的工人，而他们的儿子，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找发财的机会，最后成了大财主。父亲聚敛资本，儿子拿资本去增殖：从外迁来的和当地出生的都不贫穷。”

人口稀少，土地众多，鼓励人们离开家乡，往人口更稀少的地方创业。即使某些地方恢复了年长子女继承制，其余子女到荒野去创业，大家也没有什么怨言，因为这提供了许多发迹的机会。托克维尔发现，1830年国会议员中有36人出生地在康涅狄格州，本州只能选5名，其余31人都是代表其他州出任的。托克维尔评论道：“如果这31人仍留在康涅狄格州居住，他们大概不会成为大财主，而继续是微不足道的庄稼汉，以致一生默默无闻而进不了政界。至于能够当上有权的立法人员，那更是无从谈起，他们甚至会成为危险的公民。”

地广人稀，避免了土地问题过于严重化。托克维尔引用了美国法官肯特的话说：“当土地过于分散，以致每一小块土地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时，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这样的不良后果在美国至今还没有发生，只有再过很多代以后才会出现。我们的人烟稀少地区广阔，我们的尚待开垦的土地甚多，从大西洋沿岸向内地迁徙的人流不断，现在足以而且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还足以防止土地的过于分散。”

移民活动，还形成了北美的移民文化。人们与出生地没有什么联系，与新的地点也不试图建立任何联系，外迁不再是负担和不得不为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外迁是始于一种追求幸福的需要；而在今天，外迁在他们的眼里，已是一场好象他们想赢多少就能赢到多少的赌博。”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刚刚为殖民者开发的地方很快又变成了荒野：“有时，他们前进得太快，以至在他们身后又重新出现荒野。森林刚刚屈服于他们的刃下，但在他们走了之后，马上又茂密地生长出来。在你路过西部的一些新州时，经常遇到一些被遗弃在树林里的住房，往往在荒野的深处看到一些破壁残垣，使你对拓荒者的行动有些无法理解，他们既证明了人有能力，又证明了人无常性。在这些被遗弃的田野中，在这些不久才出现的废墟上，以前的森林又很快长出新枝，野兽又重建其它们的王国。这样，大自然又微笑着用绿荫和鲜花覆盖了人的足迹，并很快把轧出不久的车辙抹去。”

托克维尔把这种文化与欧洲的文化做了对比，他说：“在欧洲，我们惯于把人心的激荡、人们对财富的贪求和对自由的过分爱好，看成是一大社会危险。然而，正是这一切在保证美国的共和制度有长治久安的未来。假如没有这种好动的激情，人口就会集中于某些地点，而且不久也会象我们欧洲一样，体验到难于满足的匮乏。新大陆之所以有幸，就在于那里的人的恶习，几乎与人的德行同样有利于社会！……美国人往往把我们所说的唯利是图称之为值得敬佩的勤勉，而我们所称道的清心寡欲则往往被他们视为胆小怕事。”在美国，恶习之所以与美德一样有利于创造，关键得力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

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在一个地方是美德，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就可能是祸害了。托克维尔比较了不同价值观对社会的作用：“在法国，人们把趣味单纯、习惯朴素、家庭情感、安土重迁视为国家安宁幸福的最大保证。但在美国，好象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美德更有害于社会了。加拿大的法国人仍信守自己古老的传统习俗，但已经感到在他们居住的地区难于生活下去。这个在加拿大刚刚形成的小小人民集团，不久即将为他们的古老民族沉痼做出牺牲。在加拿大，最有知识、最有爱国心和最有人道精神的人，正在作非凡的努力，以唤醒人民不要满足于他们还觉得不错的小康现状。他们盛赞致富的好处，如果他们到了法国，都会为一些平庸之辈成为暴发户而喝彩。他们用于刺激人们大脑发热之精力，大于他们为使人们头脑冷静下来所作的努力。在他们看来，最值得赞扬的是：不在故土安贫乐贱，而到外去致富享乐；不老守田园，而砸碎锅碗瓢盆到他乡去大干一场；不惜放弃生者和死者，而到外地去追求幸福。”

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地租非常低，这就使得人的能力真正凸现出来了：“美国为人们提供了无边无际的土地，只要你勤劳，可以任你开垦。”与此同时，知识的作用真正凸现出来了：“在美国，知识大有用武之余地，因为所有的知识既可能为有知识的人带来好处，又可能对没有知识的人有用。这里不怕出现新的需求，几乎所有的需求都容易得到满足。激情的变化过速亦不足为惧，几乎所有的激情都能找到有益的和容易发泄的场所。这里也不会使人过于自由，因为他们从来也未想让人滥用自由。”

移民开发，使美国人养成了商业的激情，政治也充满了商业味道：“最能振奋美国人的激情是商业激情，而非政治激情。或者不如说，他们把商人的习惯带进了政界。他们喜欢秩序井然，没有秩序，事业就不能发达。他们特别重视遵守信誉，信誉是营业兴隆的基础。他们宁愿凭常识去慢慢创造巨富，而不愿凭天才冒危险去发大财。按常规办事的思想在使他们的头脑保持警惕，不做不切合实际的打算。他们重视实践甚于重视理论。”

生活富裕，人们的判断力也发生了变化：“我本来很穷，而现在变得富有了；只要富裕生活在影响我的行动，我的判断岂能不任我自由！事实上，我的观点是随着我的财富之多寡而改变的，而在有利于我的一切事件中，我才真正发现了我以前所没有的决定性论据。”决定论在美国是没有市场的。

富裕也使美国人更加看重秩序：“富裕生活对美国人的影响比对其他国家人更为广泛。美国人始终认为，秩序和社会繁荣是彼此携手并肩前进的。在他们看来，秩序与社会繁荣分离，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决不会象欧洲人那样，把在初级小学学来的东西都忘掉而置之不用。”

二、宗教与民主共和

没有在西方社会生活过的人，很难真正理解宗教。在西方社会里生活久了，就会发现，宗教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它同时也是一种有关政治秩序的学说，在学术上还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托克维尔认为，宗教在美国是一种政治设施，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

托克维尔认为，“在每一种宗教之旁，都有一种因意见一致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来到北美的基督教徒，反对教皇的权威，不承认宗教至高无上，因此他们是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徒。这有助于在北美在政治活动中确立民主共和制度。

后来，信奉罗马教会真理的天主教陆续到达美国，他们遵守宗教仪式，信奉其教义，但他们到了北美之后，也成了最共和、最民主的阶级。托克维尔认为，这有若干原因：天主教最主张身份平等、神职人员虽然高于信徒，但全体信徒都是平等的。认为人的资质是一样的，“要求智者和愚夫、天才和庸人都一律遵守同一教规的细节，它使富人和穷人都一律履行同样的宗教仪式，它令强者和弱者都一律实行同样的苦修；它对一切坏事决不妥协，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它主张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混在一起做弥撒，这就好象是把所有的社会阶级都领到神的面前。”

托克维尔认为，新教使人趋于独立自由，但不使人趋于平等；天主教徒使人要求服从，但不允许信徒之间不平等。从信仰上来说，天主教徒并不天生反对民主共和的观点，因此在美国他们也会接受民主共和的观点。所以，托克维尔的结论是：“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那里的所有神职人员均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的见解同法律一致，可以说统治人们灵魂的只有一个思想。”

教徒的政治观念影响民主共和制度，其信仰本身对美国政治社会也有间接的影响。宗教信仰虽然不谈自由，但很好地教导美国人行使自由的技巧。美国虽然有无数的教派，仪式有很大的差异，但有关人与人之间义务的观念是一致的，所有教派都是基督教，基督教的道德是一样的。基督教对美国人的灵活有强大的影响，“在宗教的影响下，今天已是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美国的神职人员主张公民自由，但不关心政治，不参加党派斗争。因此，宗教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引导民情、通过约束家庭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情极端严肃，宗教信仰是重要原因。宗教无法控制人们的不良倾向，但却绝对控制了妇女的思想，而“民情的主要创造者却正是妇女”。因此，美国在家庭问题上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国家：“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尊重婚姻关系的国家，美国人对夫妻的幸福也持有高尚的和正确的看法”。在美国，家庭对于政治非常重要：“一个美国人，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退出而回到家里后，立刻会产生秩序安定和生活宁静的感觉。在家里，他的一切享乐简朴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象因为生活有了秩序而获得幸福，而且容易习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爱好。”或许是这一原因，美国领导人出访，都会有一位家庭的女性陪伴，不是太太，就是女儿。良好的家庭是政治家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没有良好家庭的人在仕途上是难以有所成就的。

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不仅影响了民情，而且还影响了人们的资质。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十分自由的国家，法律也允许人们自行决定一切，但是，“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在自由的国家，自由最容易得到滥用，但宗教却制止了这一倾向，“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美国人可以反对一切党派，但不能反对宗教，因为所有的人都信教，一旦反对宗教，他就会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反对宗教的人，还使法庭失去对其信任，故没有资格宣誓作证。托克维尔还发现，在美国人看来，基督教和自由是一回事。宗教在西部还有更大的作用，神职人员在那里建立学校和教堂，组建各种团体。他们虽然信教，但不谈论来世，关心现世的自由和幸福。

那么，宗教何以在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呢？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彻底实行政教分离，是最重要的原因。在美国，他发现，神职人员不担任任何公职，许多州的法律禁止他们担任公职，舆论也不同意神职人员从政。而且绝大多数神职人员本身也不愿意从政。他们认为，一种政治观点只要是真实的，上帝并不惩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政府管理方面的错误，并不比盖错一座房或犁错一垄地罪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