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人不仅仅体现为个人有美德，有公德，更重要的是在利益关系的处理上能够无私地去帮助他人，并且不要回报。也就是说，资源是从道德者那里流向需要帮助而且没有支付能力的人那里。这时，可能出现许多问题，使得资源不是流向最需要的人那里，而是流向不道德的人那里去。因为信息不对称，道德人很难识别谁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时，就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有道德心的人能够及时找到需要道德帮助的人。由于道德人天生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并愿意对接受道德帮助的人进行种种限制，要求其总是保持一种感激的心态，或者对其消费方式方法进行种种限制，这种优越感和强制，往往让接受帮助者丧失道德上的基本地位，并在人格上出现扭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解决因道德可能产生的强制，以及接受帮助者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另外，道德人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缺乏直接的回报而供给意愿不足，或者供给量有限，而道德帮助的消费者则往往没有成本约束，多多益善，因此往往会出现道德需求很旺盛，而道德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时候，可能需要公共权力提供足够的平台，筹集一定的道德资源，并确定救助的基本水平。

政治人的追求是权力，也就是能够支配和影响他人的力量。如果两个人都如此追求，其结果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往往是相互损害的冲突，其结果不是两败俱伤，就是一个人支付另外一个人，一个人成为统治者，一个人成为被统治者。资源往往从被统治者流向统治者，有才能的人，往往从事非生产性的政治军事活动，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在这种场合，则需要建设一种制度，限制政治军事冲突，让政治统治变成一种非强制的竞争和合作，政治权力不基于强制而基于公民的同意、参与和监督，政治竞争是和平的、开放的、公平的。这就是现代政治文明。

对于宗教来说，由于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信仰，信仰往往很难讨论，往往会形成强烈的冲突，这是宗教战争的根源。为了避免宗教战争，需要的是在制度上确立政教分离，并且实行宗教自由。对于审美和求知来说，往往呈现出很多个性的东西，这时只要给与充分的审美自由和学术自由，就可以实现艺术和学术的繁荣。

当然，任何实证的个人都具有混合的品格，实际的社会也既是经济社会、道德社会，也是政治社会。但混合之中也有差异，有些人可能对金钱有更强烈的冲动和爱好，而且在这个方面也更有才能，善于把握经济机会，他们会把赚取更多的金钱当作毕生的事业和成功的标志，他们就很可能成为企业家。有些人可能对权力和地位有更强烈的冲动和爱好，而且在这个方面更有才能，善于管理和用人，善于调动民心，而且愿意为公共管理作出贡献，他们就很可能是政治家。有些人心地良善，对于帮助人有天生的冲动和爱好，而且善于理解和帮助居于弱势地位的人，而且还不需要回报，他们就很可能是慈善家。有些人愿意献身自己的信仰，比如上帝，他们就很可能是宗教徒。有些人更喜欢美丽的东西，愿意给人们带来美丽和快乐，他们就可能是艺术家。有些人更喜欢求知，有很强的好奇心，什么都需要问个究竟，而且愿意读书、学习和思考，他们很可能成为学者。

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其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其经济性、政治性和道德性也很不一致，有些社会更多的表现为其政治性的一面，比如中国古代的三国时期，是典型的政治社会。由于中国的统治者和民间历来强调以德治国，所以，在和平时期，古代中国更多地表现为道德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中，政治往往被道德化，经济也往往强调务本不求末，市场经济受到压制。美国，则表现为比较典型的经济社会。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问题，政治社会，要解决的是和平和稳定的问题；经济社会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道德社会，则要解决道德社会何以降低其强制性，确保个人的基本权利等。在宗教感很强的社会里，如果政教不分，往往导致持久的宗教迫害或者宗教战争，而在政教分离，实行宗教自由的国家，不同宗教往往能够和平共处。当然，完全由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社会，是很难找得到的。但在存在艺术和学术自由的地方，其艺术和学术往往比较繁荣，艺术圈和学术圈，也往往比较纯粹，而且在社会中占据相当的分量。

五、物品和服务理论
这一切，也与人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性质有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可分享的、边际成本不为零的私益物品和服务，由市场来供给最好。比如住房，粮食，衣服等，最好通过市场来供给。如果由国家来供给，供给量就会大大下降，花色种类单一，而且质量也往往很难提高。

不可分享的和边际成本为零的公益物品和服务，最好是零价格的，因为如果一旦收费，不仅技术上有难度，而且即使技术上可以收费，也往往会排除一部分人使用，而使得该物品和服务的效用没有充分发挥，形成浪费。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政府来融资和组织生产和供给，最好是通过税收筹款，然后免费供给，比如国防和治安。当然，由政府来组织融资、生产和供给，并不要是排他性的。实际上，国防在很多情况下也愿意个人自愿提供捐款，志愿兵的战斗力往往高于政府强制征用的兵，武器设备私人企业生产的，其质量和创新能力也往往会高于缺乏竞争的国有企业。对于治安来说，政府应该垄断执法权，但治安服务，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居民个人自助，安装防盗门等安全设备，小区集体组织保安服务，协警帮助警察维持交通秩序等，也是可行的选择。

与公益物品和服务相反，私益物品和服务是可以分享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如果零价格供应，就会出现供给没有利润、消费没有约束的问题。如果通过行政系统来组织生产和消费，消费上只能实施配给制，在生产上也只能通过行政计划来进行生产，这很难根据多样化的需求来组织生产，也很难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消费需求来消费。所以，私益物品和服务，最好是通过市场来供给，价格确定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上。这样，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支付能力来确定自己的消费水平，生产者可以根据消费者多种多样的需求以及自己的供给能力来确定自己的生产水平。这时，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确保市场的产权以及法律基础等。

在纯粹的私益物品和纯粹的公益物品之间，还有两类物品，这就是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类物品，它们也有其各自的复杂性。

俱乐部物品的特征是，在一定范围是共享的，而且边际成本为零，但在一定范围外，存在着拥挤效应，边际成本不为零。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高速公路：在一定的范围内，每增加一辆汽车，其边际成本为零。这时，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价格为零，能够发挥高速公路的最大效益。如果收费，就会排挤一部分汽车不走高速公路，就会影响高速公路的社会效益。但车增加到一定地步，车的密度就会大到影响行驶速度的水平。这时，高速公路就产生了拥挤效应。为了让高速公路确保高速行驶，就需要征收拥挤费。其价格水平正好等于其所产生的拥挤效应所产生的边际成本。这样，可以让能够进入高速公路的车，都享受到快速便利的好处，并且其收益是所有的车中最大的，把收益比较小的车排除在高速公路之外。如果拥挤到一定水平，则说明需要拓宽或者新建高速公路，扩大供给。俱乐部物品的问题可能在于，利润最大化与社会效益最大化，总是存在着矛盾。比如电影院是俱乐部物品，如果是利润最大化的，往往会制定高价格，让很多位子空着，也不愿意降低价格，让更多的人到电影院享受，即使在空位子坐满之前边际成本为零。如果电影院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最好的价格是能够让所有的座位都不空的价格，但这样做电影院可能亏本，难以继续维持高质量的服务。俱乐部物品运作的最佳模式可能是会员制，也就是说先用会员费支付俱乐部物品的基本运转，然后再支付优惠的使用费来维持服务的边际运转。

公共池塘资源类物品与俱乐部物品不同，是分享的，而且这类物品往往有自我生产能力，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其供给成本为零，但在一定范围之外，消费能力超出其自我体产能力时，其供给能力会因消费过分而下降，甚至消失。草场资源和渔业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类物品。草场资源是能够自我生产的，在其生产能力范围内，增加任意数量的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羊的吃草能力超出草场生长能力的时候，就会导致草不够吃。这时，草场就出现了退化问题。如果不加以遏制，草场很可能变成沙漠。渔业资源也一样，如果捕捞量在一定范围内，增加任意的捕捞能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捕捞能力超出鱼的生长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黄河水在一定的使用范围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超过一定的范围，黄河就会断流，甚至像很多北方的河那样，在大部分时间只是干涸的河床。

因此，公共池塘类物品的问题是，如果缺乏约束，其消费能力超过供给能力，就会导致资源枯竭。那么如何增加约束呢？有人提出，用利维坦那样的国家，也就是说用增加国家控制和行政配置的方法，来约束公共池塘类物品的消费。当然，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国家可能缺乏能力，而且行政配置往往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或者根据寻租能力来配置，而不是根据其产出价值来配置。还有人提出，用明确产权的方法，也就是私有化的方法，来改善使用此类物品的激励。很多草场资源和林业资源，都被私人化。很多水资源也运用产权制度来进行管理。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提出，自主治理，也可以成功地解决公共池塘类物品的问题。她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总结了公共事物治理之成功之道，以及失败的教训。[8]

六、为公立学
所有分析和评论都与特定的政策问题相关，在分析过程中都与这些分析框架有关，至少与其中的部分分析框架有关。所有评论既是学术层面上的看法，但与严格的学术理论探讨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本书并不注重学术理论文献的综述，也不关心这些分析的具体的学术意义以及学术争论的背景，而只着眼于凸现分析框架，表达思想，分析问题，尤其是分析特定的实际公共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可行的政策建议，或者进一步探讨的方向，是典型的政策分析。

应该说，这些政策分析，都不是为私立学，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服务对象，没有具体的客户，不为任何人的具体利益服务，所分析的人物都当作“公众”人物来处理，即其有公众的效应；所分析的事件和问题，都当作公共事件和公共问题来处理。也就是说没有非常针对性的具体目的，不是简单地为该问题中的具体的当事人提供对策，而是着眼于公共利益，尤其是着眼于如何在短期里针对性地解决具体公共问题，在长期里为解决公共问题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础，对相关当事人的基本状况、面临的制度约束、集体行动状态下的可能选择和行动及其效应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其宗旨是“坐而论道，为公立学”，而不是“为私立学”。所以本书的标题是“坐而论道，为公立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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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自由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亚当·斯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是从后果角度论证经济自由的著名学者。最新、最具有政策意义的文献是弗雷泽研究所和卡图研究所等50多个思想库联合出版的《经济自由报告》，该报告自2001年开始每年一个报告，到2005年，已经有了5个报告。有兴趣者可以参览http://www.cato.org/pubs/efw。

[2] 参见Erik Gartzke: “Economic Freedom and Peace”, in James Gwarthney, Robert Lawson & Erik Gartzk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5 Annual Report, Fraser Institute, 2005. Pp.29-44.

[3] 如张永和先生在80年代末的时候在朋友家中讨论迁徙权问题时，他的朋友就神色很严峻地说：“这问题很敏感，不便谈。”10多年后的2001年，他的专著《权利的由来：人类迁徙自由的研究报告》就在中国检察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参见张永和：《权利的由来：人类迁徙自由的研究报告》，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100－101页。

[4] 有更多的知识就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能力就有更多的自由，就是操作意义上的自由。如阿马蒂亚·森认为，饥饿，营养不良，缺乏保健，缺乏基本的教育，没有就业机会，缺乏经济和社会安全，这都让人处于缺乏能力的状态，要让人自由，就要让人拥有能力，也就是帮助人摆脱饥饿，摆脱营养不良，提供基本的保健和教育，提供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参见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5] 参见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Friedr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England: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0.

[6]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2－13页。

[7] 参见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经济学与知识”、“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2－85，116－136页。

[8] 参见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