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探讨的旧道德引起的悖论，以及旧道德是如何退却的。我想举个实例，这个例子就是雷锋的例子，这是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1963年3月5号的时候，中国各大报纸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一发，雷锋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变成20世纪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成为我国军队的一个象征，在美国国防部介绍中国军队时就用他的照片。从那时侯开始，他的一些很英勇的事迹，如抢救落水儿童，抓紧每分每秒时间学习，参加建筑工地义务劳动等等传遍了文明古国。他的日记也到处流传，直到现在我的一些朋友还把雷锋日记放在孩子的床头，希望孩子在看了这些英勇事迹之后形成一种道德上的共鸣感。现在很多的孩子不见得一定要学雷锋，但具有很高的道德感，比如环境小卫士把烟头、纸片往垃圾桶里塞就觉得在道德上很有一种成就感。在《雷锋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感人的，也是耳熟能详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生命是有限的，它也是丑恶的现象之一，因此要把它化作无限。我们在社会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尽力地去克服身上的缺点，哪怕是一点奢侈的享受都不想要，他仅有的一点钱都要借给别人，而且当时新闻媒体也不发达，如果一个人每做一点好事就有人跟着报道，那么他是媒体中的英雄，未必就是真正的道德高尚的人。

 　　秦晖：雷锋在生前就已经很出名了，就已经被树了两三年了。

 　　毛寿龙：那说明后面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为了道德而道德的，这是一点。另外，我觉得在专制的状态下，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自由，国家的利益需要每个人牺牲掉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道德人的精神是和古代的君子的思想相接近的。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直到今天为止雷锋精神基本上也是到处传播的，当然在后20年里，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快，雷锋的精神也是越来越快地离我们远去。

　　道德滑坡是有很多机制的，我觉得有很多微观的机制可以考虑：第一点，我们现在仍然在倡导学习雷锋，但这些人一旦出了校园，或者刚刚成人，他的道德感就消失了。我觉得要是这种道德感没有消失的话就可能使人达到一种精神上分裂的结果，因为他往往会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看成是很可耻的，他老处于一种反省的状态，实际上他已经疯了，这是一方面。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种道德悖论已经在人们身上消失了，人们一边希望道德、谴责不道德，但一到了自己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不道德，甚至选择缺德。对此有很多解释，我给出的解释是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选择个人利益。比如在文革中很久都没有涨工资，但是当第一次涨工资的时候，很多人因为没有涨工资而跳楼自杀。很多人也都在不停地寻找待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副职如此之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议长居然成为重要级别的领导人，把代表民意的代表当作自己的下级，是和官员们寻求待遇最大化的动机分不开的。我们的政治机制里缺少一个在野赋闲的机制，政治家是需要在野赋闲的，如果没有更换的话，政治家队伍会越来越庞大，所以我们说边缘化、非核心的机构总有提高自己权力的倾向。因此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选择个人利益。有人说雷锋是个很道德的人，但事实上雷锋死的时候只有22岁，还没有真正遇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

　　第二，当人们进入集体行动之后，这种道德感也会很快消失。比如在市场经济领域里面人们以道德修养的方式行事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你要以道德的方式行事，一旦你进入股票市场就会觉得难受，因为里面的一个最纯粹的思想就是赚钱。在其他领域非常道德的东西在纯粹市场的情况下都显得行不通，所以一个非常道德的人在一个经济场合也会以经济的方式行事。学过经济学的人知道以道德的方式行事即使给出了价格信号也不是正确的，如果你非常道德的把不好的企业的股票都买进来以拯救那个企业的话，你给出了一个不正确的信号，大家就会都被套住。因此在经济上如果道德地行事不是害了自己就是害了别人，而且在宏观上也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利他主义在经济领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既然人们自利就能达到很好的社会效果，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去修身养性呢？繁荣的基本规则就是自利，为什么还要去寻找道德感呢？我们没有必要去批判道德，它主要是用在集体行动的场合，一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之不匹配，另外一个是个人的行为往往取决于别人的行为。

　第三，在过渡时期也很难保持个人的道德修养。市场经济也是需要一定道德的，比如不欺行霸市等。但是在转轨的过程中，经济往往是在违反过去的道德、违反过去的法律标准的。也就是说过去的很多道德是谴责投机倒把、谴责营利的，所以君子就不会进入这个领域，因此这种情况下首先吸引的都是不道德的人，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往往是不法分子。在转轨时期，商人是在逐渐进步，但不排除在市场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行业里面的人都是缺德的人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还要追求价值标准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惑，而且这个困惑一直伴随到现在。

　　另外，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人物辈出的国家。对于秦始皇，历史学家都不赞成以道德的角度去评价，而是要以历史的角度去看。但是当我们以历史的观点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道德标准就会消失了。为什么以历史的、政治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时候，道德价值就消失了呢？这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我们发现道德标准战胜不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场合冲突，在过渡时期道德价值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混乱的，以历史的标准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现道德的标准就会消失。反过来，以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会发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去做恶的话，历史将会倒退而不是进步。那么为什么说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呢？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悖论。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在道德上很有成就的人在经济的、历史的、政治的领域里面并没有得到很高的成就，所以我们往往说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人物都是一些缺德的人物，而真正有道德人在这些方面往往是没有成就的，而且在一个扩展的社会里是不被人理解，其道德效应甚微，这也是一个道德悖论。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纪委规定当权者只要经得住金钱、美女的诱惑就是非常道德的，但是这种道德跟我们传统上讲的道德完全是两码事。

　　这就是我讲的以中国的实例来思考一下中国所面临的道德困惑，旧道德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惑与悖论。而要理解这些悖论，解决这些困惑，显然需要有新的道德理论。

　　第三部分，我想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去识别这种现象与如何接受这种阴影。如果我们要想有所成就的话就可能会违背传统的道德标准。对于此，我有一些思考：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并不天然地就是君子或者小人。我们不要以君子看小人，也不要以小人看君子，而是要以凡人去看君子或者小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学君子，但有些时候做不成君子也不要对自己多大的谴责，不要有羞耻感，比如我很想学君子，但是我一看到钱就哈哈笑，就觉得很快乐也未必不可，因为这是一个凡人的表现，这是生活的全部。因此一旦我们以凡人的角度去看人的话，即使是小人也未必是十恶不赦。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从图书馆背了一包书出来，他并不是想偷书，而是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他刚一出来，警报器就响，这时图书管理人员走过来对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犯错误的，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但你书包里肯定有问题，这才发现有几本书没有办理手续。如果是我们的话就可能粗暴地以小偷处理了。因此我们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问题，为金钱做事，哪怕是为一点稿费写文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判断，我这里想去从理论上分析一下个人的心理上的冲动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心理上的冲动应该是非常复杂的，有道德性的冲动、政治性的冲动也有经济性的冲动，或者是一些宗教性的冲动、审美性的冲动、享乐性的冲动，这些冲动都是潜在的隐藏在人的心理天性中的。什么是冲动呢？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到了某个特定的时刻就可能把人心中的最极端的特点激发出来。一个人有道德性的冲动，为了战友就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呢？当手榴弹要在战友身边爆炸的时候，你可以舍己救人扑在战友的身上；见到一个小孩子摔倒了，把他扶起来，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冲动；见到一个讨饭的人，给他一个馒头吃吃，这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冲动。一个人刚抢完银行，但在路上看见一个可怜的人就掏出一把钱来给他也是可能的。这就说明一个人潜在的道德冲动并不必然是和其它的冲动相关的。

　　每个人的心理的冲动和天性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表现出极端的行为，这种极端行为在个体层次是可以理解的，一旦进入集体层次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是社会的人、集体的人，并不是个体的人。当一个社会都是由道德的人组成的时候，人们就可能去无私地帮助别人，这时道德就有了一种整合的功能。每个人都是道德的，但谁也不应该得到别人的帮助，如果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你就是不道德的，因此从集体上来整合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一个就是道德社会是很脆弱的，在这个社会里一旦有人表现出不道德，其他道德的人就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只要存在道德的人就会存在不道德的他人和社会，即道德在宏观上整合是很困难的。但如果由很多有很强的政治冲动的人构成的社会也会存在很多整合的困难，因为政治性很强的社会往往是一个矛盾冲突非常大的社会。在一个政治性冲动很强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强的政治性冲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带着武器，因为战争生活可能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很快乐，经常有欢笑、歌声等等。在一个经济冲动很强的社会里，你可以发现，只要有一部分人的经济冲动不受到干扰就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所以我们说只要有一部分人的经济冲动被激发出来的话经济就会繁荣富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经济的人和政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受到极大的困扰的，因为每个人都想通过政治的手段、军事的手段或者强制的手段去获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交易的空间就会萎缩，经济就不会发展。如果一个社会以强制的手段来发展道德的时候，把商人的地位贬得非常低的时候，它的市场想发展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个人虽是凡人，但是有一些天性也是集体的天性，这种集体的天性可以解释每个人取得的成就是不一样的。在政治领域里面，如果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那么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就。在社会里面，只有有政治上的野心才有可能当官，只有有经济上的野心才能成为企业家，如果你有求知的渴望就可能成为学者，但一旦你想成为道德的人在其它方面有成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而且道德的人本身就十分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围攻。在一个集体里面，道德往往是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地位，但一旦与强权联系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它往往就变成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强权的道德，把道德强制推崇到至高无上，甚至迫切希望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头彻尾拒绝阴影，遵循道德，但结果是从上到下普遍的不道德。至于过去的人类社会为什么要以道德的原则为基础而不是以经济的原则等为基础，历史学家可能会有更好的回答。我个人的简单解释是，在市场文明发展之前，资源的配置方式往往是政治性的，政治性的配置方式往往就要强调德性。

　　假如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很充分的发展的话，道德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超越了个人的心理效应，我们就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道德的问题，我们要解决集体整合的困难，政治整合的困难，以及我们如何让市场的文明和经济的秩序得到适当地扩展，这些也和新的政治理论、政治秩序有关。下面我就先讲一下道德的问题，再讲一下新的政治秩序、政治理论的问题。

　　人类的利他行为在什么情况下不出问题呢？假如现在你到火车站见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你去帮忙，那个妇女可能就不会同意，因为她怕你抢她的孩子。因此在一个扩展的社会里面，小范围的道德价值是非常不可信的，也就是说它的集体效应是不可预计的，而且是很容易被滥用的。比如别人给你抽口烟，你很高兴，但可能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东西被拿走了。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是有它自己的范围的，为什么在雷锋时代的道德是可信的呢？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都没有出门的自由，在外面溜达的人都是有介绍信的，或者穿着代表社会信用符号的军装。因此，要减少道德宏观上的消极效应就应该把它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即使这样，在一个小群体里面每一个人的道德负担也是非常沉重的。第二个就是要解决一些公共问题的话就要用到政治的办法，政治的办法就是以暴力为威胁来遏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一个就是用到经济的办法，即出于自利的动机为他人提供服务，因此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和通过垄断暴力来达到一种使用暴力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政治冲动也得遵守最低限度的规则，比如你不能去杀人，不能去偷人家的东西。

　　国家建立以后，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经济提供更大的空间，让市场文明走出小群体的范围，走出种族的范围，走出国家的范围。在政治领域里的道德显然不是小范围里的、在朋友之间的道德、成员内部的或者说熟人之间的道德。在政治领域内的道德首先是针对政治权力的道德，政治道德是让有政治家才能并有政治抱负的人去掌握政治权力和使他的政治权利得到正当的应用，因此如何在制度上设计并鼓励政治家正当应用权力的制度就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政治冲动在集体的层次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政治冲动往往要人们在集体的层次上去谋求私利，攫取权力，因此如何设计约束机制也是很必要的，这是政治领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经济领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让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发挥，利他主义并不是经济领域里面最高的道德。经济领域的最高道德就是创造价值，越能够给社会提供就业机会，越能够推动市场的发展，就越有道德。这种道德是应该得到认可的，政治家正当运用权力也是应该得到认可的。所以我们说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种复合的道德，而不应该是一种单一的道德，因此这种道德是和小范围里的道德不一样的。一个皇帝为了美人一笑把整个江山都输掉就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在一个社会里，不光要有利他型的道德而且还要有其它的道德，如果一个社会有一个复合型的道德，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道德困惑就可以冰释了，不仅小人物可以成为道德人物，而且企业家、政治家也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道德人物。所以大道容众，说的就是道路很宽就什么人都可以容得下。“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并不是只在道德的领域里面自强不息，而且在审美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领域里都可以自强不息。

　　最后说一下新道德所要求的政治秩序是什么样的。这种政治秩序跟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学术上是很复杂的，这里就简单地讲一下其中最重要的区别：

　　传统的政治秩序每时每刻都在寻找一种价值上的决定权，或者说在寻找最后一种解决方法。在制度设计上也是一样的，它要一个最高决定人去掌握全权，在政治学上的表现就是传统的政治学都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也是以一个包容一切的主权为基础的。古代的皇帝拥有所有的土地，连人也是他的，他想杀谁就杀谁，所有的民间契约都是私人的，无效的。但是这种传统的政治理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想建立一个最高的秩序、价值并在制度上维护这种权威，但是事实上这是很难的。我们现在的政治秩序也是以一种极端的理论为基础的，是以单中心的价值为基础的，单中心的政治秩序往往是以单一道德的传统价值为基础，他们在宏观上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微观上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人格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