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许多政治社会学者开始对制度产生了新的兴趣,历史研究的倾向也日益加强。民族和国家的建立过程开始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课题。这一点在S. N.艾森斯塔特编辑的1971年出版的规模庞大的综合性读物《政治社会学》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该书各个部分的副标题,诸如“前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及其社会条件”、“发达的传统社会的中央模式”、“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学”,清楚地揭示出上述倾向。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已成为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标志之一。它还意味着历史学家和政治地理学家也日益卷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比较政治社会学中,一部反映许多传统和新的取向的著作乃是胡安?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1978年编辑的《民主政体的崩溃》,它是一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书籍,它论及了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和自由与权威的相互关系,并把分层和体制性问题融为一体。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新合作主义理(Neocorporatism)和理性选择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公共决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组织可以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而社会经济利益组织则有义务约束本组织的成员执行协商决定的公共政策。国家、工会和雇主代表之间的集体谈判,共同协商决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做法就是新合作主义。此种模式在奥地利最为典型,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新合作主义的实践,激起了研究现代福利国家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问题的强烈兴趣。在八十年代初,许多政治学者对社会公共政策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理性选择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谟,但自五十年代开始,才被经济学家首次系统地运用于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该理论假定,每个人的行为都旨在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对选民、政治家、院外活动家、官吏等政治行为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象经济人那样,总是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他们不同的目的。这个理论的特色是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应用于分析如投票等政治现象。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政治动机的重新讨论。理性选择理论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因为政治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它强调集体的需要和价值,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个人,强调作为驱动力的个人的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在美国政治学中得到了发展,八十年代在欧洲也赢得了追随者。
政治社会学的惊人成就使得它在政治学界也争得了地位。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样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第二节 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不过,它并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始于八十年代政治学、社会学得以恢复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越来越重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有关刊物介绍了国外政治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有的大学、研究生院的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已开设或筹备开设政治社会学课题,许多西文政治社会学著作出版了中文本,许多学者也开始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1988年11月9日-12日,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上还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对象和体系、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应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面临的若干难题等问题,并专门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西著,艰苦创业,著书立说,已经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外文著作,也不断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写的政治社会学著作。
一、西著东移
由于几十年学术传统的中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艰难的补课任务。政治社会学也是如此。补课最经济也是最便当的途径就是移译国外经典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译著方面来看,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近代学者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均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许多重要的当代政治社会学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美国学者安东尼?奥勒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致与冲突》、彼德?尤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罗素的《权力论》、亨廷顿和纳尔逊的《难以抉择》、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亨廷顿等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马丁的《权力社会学》、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帝国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日本学者今田高俊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猪口孝的《国家与社会》、山口定的《政治体制》、三宅一郎的《投票行动》、中野实的《革命》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论著的出版
在艰难的翻译之外,对政治社会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也开始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1987)一书中,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角度,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了政治时代、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发展、政治世界以及政治科学十大领域的问题。王沪宁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1988)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沿革、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内容。
卢少华和徐万珉的《权力社会学》(1989),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权力社会、权力基础、权力形式、权力制度、权力角色、权力形式、权力管理、权力控制和权力心理等问题。
政治学者刘军宁的《权力现象》(1991)研究了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构造、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关系、权力动机与权力崇拜、权威与政治权威、权力结构与权力分配、权力的运用、权力制约、权力与人性、权力的旋律与人类的命运等问题。
政治学者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1992)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即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从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与政治运动五个角度,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
政治学者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1994)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分析了中国政治人眼中的政治、中国政治人的政治意识、中国政治人的选举行为、中国政治人的参与行为、中国政治人对参与方式的偏好、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知识、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以及中国政治人的类型等问题。
政治学者李景鹏教授积十余年时间的积累,写成《权力政治学》(1995),系统地研究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机制。该书虽然是政治学著作,但处处体现了从社会角度研究政治的精神。因而实际上也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
政治学者周琪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1995)分析介绍了马克斯?韦伯、帕累托、莫斯卡、帕森斯、普兰查斯的社会分层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分析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管理革命问题、财产和社会分层问题、收入与经济地位问题、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问题、以及阶级的衡量尺度等问题,分析了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国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团、社会分层、社会阶级问题上。如社会学者王颍、折晓叶和孙炳耀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1993)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涌现的社团组织,该书研究了中国社团的崛起、社团的功能、社团的组织模式、社团的外部互动关系以及社团组织体系变革等,在典型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理论,详细描述、系统总结了社团崛起的背景,社团的主要功能、组织模式及与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分析了社团在社会组织体系整合中的作用,明确指出了社团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
社会学者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1993)为研究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实证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中国知识分子、管理干部、个体和私营业主阶层、贫困阶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向,研究了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整体状况。该书虽然没有涉及社会阶层状况的政治效应,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者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1995)由一个主报告和十一个分报告组成。主报告为“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兼析社会利益关系的十大问题”,十一个分保告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中国新时期农民收入地位与利益格局报告”、“中国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利益格局报告”、“中国高层自然科学知识分子报告”、“中国新时期私有企业主阶层报告”、“中国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高收入者成层化趋势报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报告”以及“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阶层形成的报告”,结语部分提出了分析利益格局应注意的若干问题。附录部分给出了一个题为“国外社会学界关于市场化转型和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进展”的研究综述。
社会学者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不仅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还系统地介绍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循着韦伯的思路,探讨了统治与合法性、合法统治的类型、卡里斯马的核心地位、官僚制及其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推广、合理性与形式主义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二难选择以及作为职业的政治等政治社会学主题。
历史学者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6)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本身对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其他有关政治社会学的成果还表现在大量的论文中。这说明,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从研究兴趣来看,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领域,而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研究资源和手段,许多问题都没有能够充分深入,也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还有许多空白尚待填补。从研究人员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社会学依然只是不同学科中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初步的。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一、政治与社会之间
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所有的学者都是通才,因此也无所谓学科划分。但十九世纪末开始,人类科学知识突飞猛进,研究者中也开始了分工,专才替代了通才,专业化的学科研究替代了全面的科学研究。在学科化的潮流中,政治学和社会学就是相继独立出来的两门社会科学。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独立,意味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知识体系中的独立,在这一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中,政治问题由政治学研究,社会问题由社会学研究。不过,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并不因此而泾渭分明。由于社会是政治的社会,而政治又是社会中的政治,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侧面,因此研究社会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会。于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分工,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一分工并不十分清楚。实际上,政治学在研究政治之外也研究社会,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之外,也在研究政治。这样,尽管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社会科学,但它们在实际上依然有着相当的交叉和重叠。政治学没有忽视政治现象的社会性,社会学也没有忽视社会现象的政治性。政治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政治与社会难分难舍、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分久必合”的必然性。
二、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
在政治社会学产生之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学者十分关心国家和法的问题,研究的课题往往是政治的人性基础、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等,不太关心政治的社会基础。其方法主要是理论演绎为主,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当然,政治学者早就开始了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最早的先驱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布丹和孟德斯鸠等,他们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经验分析的色彩,他们注重收集经验材料,而不仅仅是理论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实证研究。十九世纪后期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工业革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政治学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逐渐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现实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政治学者本特利就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集团的活动,而不应该局限于分析形式的文件。政治学者梅里亚姆则在《政治的新方面》一书中,主张政治学应该吸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研究政府的社会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发展到高峰,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研究压倒一切,政治学研究日益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局面;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也日益扩大,从制度领域扩展到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人格等领域;定量分析日益成为政治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
那么,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实际上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而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本来就是政治学的一大传统,更是现代政治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现代政治学就是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就是现代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一回事。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就指出:“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义词。美国许多大学在探讨同样的问题时,在政治学系便把它称为‘政治学’,在社会学系便称为‘政治社会学’。在法国,‘政治社会学’这种提法只是用来表示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决裂和要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一种意愿,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不过,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母学科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角度来看,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着自己的偏好和知识基础,可以选择从法律、历史、人文、地理、人口、社会或经济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会学则仅指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现象。从研究领域来看,政治学研究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以及政治的社会基础等领域。而政治社会学则只涉及政治的社会基础。在方法上,政治学可以侧重理论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部分),而政治社会学则仅侧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政治学是关于政治现象的科学,而政治社会学则注重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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