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外资的“度”

马 宇

我国的事情很有意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公认的了，不那么“历史”的事情依然几年一轮回，经济问题亦如此。经济的冷热还有周期原因，算是正常；但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居然也循环往复（关键是没有长进！），却有点匪夷所思了。而关于利用外资的“度”的问题，恰恰具有这样的鲜明特征。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转轨过程。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因素错综复杂，尤其涉及从宏观到微观的利益分配问题，每一个具体问题甚至案例都不是独立存在，而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效应。利用外资，因为其独特的经济作用及其关联效应和象征意义，而有了异乎寻常的并且不可替代的转轨经济的标本价值。
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或许很多人难以体会当初跟美国人搞合资企业，还要最高领导邓小平做出“合资企业也可以办嘛”的批示；很多人也难以想象，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参与引进外资工作，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笔者多年前与广东省主管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先生有过交谈，其对创办特区、引进外资的叙述至今仍有震撼之感，更可以佐证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断非妄语。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在1980年代末达到了每年引进30多亿美元的水平。值得玩味的是，那时谈的不是外资“度”的问题，而是性质的问题--如此一想，我们现在的讨论总还是有点进步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曾经有了一段沉寂期，到了1990年代初，邓小平鉴于当时形势，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高潮，我国利用外资有了突破性进展，外商投资连年翻番，其规模已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邓小平曾“大胆”要求世纪末中国能够建立一万家外资企业，而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几乎都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1992年后每年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就达到了数万家。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某些人的“国体之忧”，随着宏观调控的开始，1995年前后，国内对于吸收外商投资问题展开了大规模激烈争论，企业界、学术界、媒体、百姓以及政府部门都广泛介入，有权威媒体连篇累牍开设专题，质疑利用外资的作用，以至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积极引资莫彷徨”的长篇通讯。此时，利用外资的“度”的问题被正式提出，虽然很多人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利用外资（开放是国策呀），但对于利用外资多少却有看法，认为外商投资的规模应该有个量的标准，得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产业发展情况、市场竞争状况、国际收支平衡、民族产业培育以及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甚至维护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等等因素联系起来考虑。某些观点不能说不合理，但多数却是“疑似”合理。更遗憾的是，此类观点至今为止也没有拿出一个“合理规模”，更谈不上什么站得住脚的科学论证。而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却从1994年的338亿美元增加到了2003年的535亿美元。外商投资存量也从1995年前的973亿美元增加到了2004年八月底的5450亿美元，增长了4.6倍。除了那些不能量化分析的指标，外资“度”论者质疑的压抑民族产业发展等等结论并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反而被实践所否定—看看当初被外资“度”论者频频引用的日化、啤酒、饮料、电子等行业的情况就很清楚。但那次的讨论，却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制定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吸收外资没能取得更好发展（实际上有几年急剧下滑，1993年合同外商投资金额1114亿美元，1999年降到了412亿美元，2000年后才止跌回升）。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底、1998年初的国务院外资工作会议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中央1998年6号文）对利用外资给以明确肯定（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和“更多、更好”利用外资），争论才得以暂时平息。
不知道是实践不等于学术，还是学术太脱离于实践，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度”的争论，在今年被再度提起。虽然其规模、影响与1995年前后那次远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也掀起了一点波澜。另外有所不同的是，上次是业界疑问、学术辩论、政府参与、媒体鼓噪、众人符合，声势浩大；此次则是学术质疑、媒体旁观、百姓不理，反映冷淡。这或许反映了国人认识的提高和对那些所谓学术研究的不屑一顾；但某些看似有理的观点和论据，对吸收外资的认识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操作仍有负面影响，依然有反驳的必要。
笔者作为一名外资研究人员，对于利用外资规模的基本观点一向是：没有所谓的“度”—只要是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外商投资，越多越好。笔者甚至把部分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因素都排除在外，理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存在修订滞后和限制过严的问题，有时并不符合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需要，本身就不合理。何况在经济转轨时期，实践突破不合理政策的情况并不少见。典型例证如商业零售领域的外商投资问题。但达不到生产要求（如安全和环保标准）、产品质量不达标、损害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等等，则依法不予批准生产或惩处即可，并非由于规模的多少而加以限制。而所谓的“保持合理规模”，多了就限制、少了就鼓励，实际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在如今我国市场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情况下，政府如何对外商投资这样一个市场化要素进行完全的数量控制？
更重要的是，外资“度”论者看似有理（凡事都有个“度”，这符合辩证法啊）的背后，却有着根本的缺陷，即忽略了我国现时的国情。
其一，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市场空间潜力大，并且中国人（企业）具有不可限量的创造力，这就使衡量外资“度”的变量多而且不确定性大，外资的多少、利用得好坏，主要不在于控制不控制，而在于我们自身做得怎么样。比如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企业束缚死了（如原来那样僵化的企业机制和政府管理），即使外资不进入，我们的企业也没有竞争力；而如果我们的企业改革到了位，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还有什么害怕的理由？不用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有目共睹，华人在境外的发展也是很好说明。
其二，我国是转轨经济，经济发展质量、有关要素发挥效益的高低，根本上说来取决于转轨的速度和程度，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越快，则经济发展质量越高、效益越好。而外资，恰恰对于我国经济的转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我国吸收外资的过程中，很多人已从资本形成、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增加税收、扩大就业、带动对外贸易、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等方面论述了利用外资的作用，但笔者一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甚至更宽泛的领域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是“制度供给”！而外资在制度供给方面的作用，不单表现在微观（如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更表现在宏观（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法律政策体系建设）；不单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如观念更新等。外资进入越多，则对转轨的推动越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越快，我国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越快，利用外资的能力也就越强，外资的正面效应发挥也就更好。这从我国20多年利用外资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已有了极好证明：外资越多，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本地企业发展越好；外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发展环境越差，经济越落后，本地企业越糟糕！
至于有些外资“度”论者搬出所谓的“双缺口”理论，说我国不存在储蓄、外汇不足（甚至是过剩啊，不是有9万多亿的私人储蓄、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吗），因而不需要利用外资，则是对于外资理论和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都缺乏起码的认识，就不必反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