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强的海尔又怎样？

马 宇

1995年，张瑞敏第一次提出海尔要进入世界500强。2005年4月8日，山东省有关部门公布海尔集团2004年营业收入1016亿元人民币（超过120亿美元），进入世界500强“已成定局”。消息一出，舆论反响热烈，短短一天多的时间，新浪网上的帖子就达到了700多。作为一条财经消息，能引起如此反应并不多见，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国人的心情。10年努力终成正果，海尔该高兴了吧，但据说海尔保持“低调”，或许是因为张瑞敏说过“再喊会有负作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此讨论一下相关问题。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笔者一直困惑于中国企业界以至中国人的“500强情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高抬那份美国杂志吧？它不过把世界上的企业按照营业收入排了一下序而已，还不见得那些大企业都参评；前些年还只评制造业的，近年才把服务业也包括进来。即使在美国，也没有那个企业把进入500强作为目标，--股东们只关注利润多少，利润减少了他会问责管理层，但绝不会指责管理层“怎么没进500强”或者“去年还是500强今年怎么出来了”？管理层更不会傻到把进入500强作为经营业绩去向董事会邀功。但在我们历史悠久、自视甚高的中国怎么就变了呢？但凡是有点头脸的企业，都以进入500强为骄傲，以进不去为耻辱，于是必须高声宣布在XX年内进入500强的宏伟目标，似乎不如此就显得没有追求。政府也在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实现500强的目标，除了以“快速增肥法”催生了中国的一批500强企业外，还在政策上积极为企业成为500强创造条件，甚至在招商引资方面，也把国外的500强榜样作为“重中之重”，君不见各地都把“引入了多少500强企业项目”作为一个政绩宣扬指标吗？如此氛围里，媒体自然也不甘寂寞，率领国人给予了足够关注，报道企业的时候这是个热点，每年的500强名单出炉必炒作一番，哪些企业进了，哪些企业离得近了，不一而足。今年更绝，人家的名单出来还早着呢，我们已经宣布板上钉钉了。《财富》的编辑们可真得体谅我们如此的热捧，别到时候把第500强的营业收入抬高到了130亿美元，岂不让我们尴尬！
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也完全能理解国人的这种心态。利害关系导致的变异就不说了吧，百姓的情绪可纯粹是一种期待或者是渴望。即使那些质疑海尔业绩的人们，心里还不一样眼巴巴地盼着中国的企业能够矗立在500强中？百多年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国民心中有强烈的要证明自己、要在世界上扬眉吐气的冲动。而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500强就成了一个标尺。有多少企业进入500强，什么样的企业进入500强，成了我们以为的国际上认可中国企业竞争力、肯定中国经济实力的标志。海尔这个“准”500强，只不过是再次把国人的期望引发出来而已。
我们不是没有500强。2004年，我国有14家企业上榜，国家电网公司以583.4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46位。但看看这些企业的构成，却让人惭愧：绝大部分都是垄断行业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就不说了吧，石油石化行业3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52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54位、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270位）、金融保险业5家（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41位、中国工商银行243位、中国建设银行331位、中国银行358位、中国农业银行412位）、电信业2家（中国移动通讯公司242位、中国电信257位），只有上海宝钢集团（372位）、中国粮油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415位）和上汽集团（461位）还算是市场竞争出来的，但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地方，如粮油集团是靠粮食进出口专营打下的底子，政府到现在还在严把汽车的市场准入关。正因为如此，对这些企业进入500强，企业、媒体和国人确实是“低调”或者是“心虚”，自己知道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
在中国一直很风光、也公认为市场竞争最激烈最充分的家电业中有企业进入了500强，情况似乎就有所不同。原来那些进去的企业，多半是靠行政命令“攒”起来的、靠行政垄断“发”起来的，中国人自己先就不认可，而海尔进去，却有了道义上的底气，似乎预示着一种质的变化。对于海尔之后的企业，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但笔者却不以为然。并非是说中国企业的整体实力不行，虽然中国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相距甚远—资料表明，2004中国企业500强只相当于世界企业500强资产规模的5.61%，营业收入的7.3%，利润的5.22%；人均营业收入中国500强只有世界500强的16.23%，人均利润只有11.62%，人均资产则为12.46%--而是没有适宜的制度环境。没有必要的制度环境，是不可能批量生产500强的。
比如说家电行业，明星企业多多，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家进入500强（海尔先别算罢）。不是说中国的市场规模不够孕育出个500强，也不是说中国的生产要素优势不足以支撑起个500强，而是中国的制度环境销蚀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基础。若按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中国的大部分家电企业早就“死翘翘”了，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还“活着”，--靠政府输血活着，躺在政府身上活着，中国现在不是还有七、八十个彩电品牌么！该死的企业不死，该活的企业也就活不好。因为该死的企业不但继续霸占着各种宝贵资源，还在继续扭曲、破坏着市场规则和竞争秩序，进而把该活或可能活的企业也一起拖向地狱。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那些明星企业的不合理行为也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了。就象以“振兴民族产业”为己任的长虹，把自己作为中国企业的“旗手”，可其作为，却实在让人难以苟同。且不说囤积彩管的是非，长虹出口美国就是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失败。原来长虹不搞什么国际化，专做国内市场，但在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库存积压严重的情况下，竟然说出就出，根本不用做什么“战略研究”和“市场营销”，就实现了“百万彩电过大洋”，一年出口美国几个亿。但结果是形成了长虹高达4.67亿美元的坏帐，以及中国彩电在美国市场几乎全军覆没，多年的市场开发努力毁于一旦！连累其他中国企业跟着遭了池鱼之殃。
让人想不通的是，以倪先生之精明，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美国市场不是他亲自去考察的吗？对出口风险规避一点都不了解吗？对反倾销之类的国际贸易规则一窍不通吗？即使他不懂，难道他手下没有一个人懂吗？难道懂的人不会提醒他吗？汇票居然被银行拒付几十次，怎么可能发生这么荒唐之极的事情呢？指责那个华裔经销商是没用的，枪毙了他也挽不回损失（长虹说可以追回1.5亿，真是幼稚，或者是故意说谎；否则就是那个华商弱智，或者是良心未泯，还在公司的名头下留那么多资产等你去追）；指责倪先生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已经把一世英名葬送了，假如没有幕后交易，追究个渎职罪又能怎样？多半还是“工作失误”、“瑕不掩瑜”了之。
那么，到底谁应该对此负责？说到底，还是制度。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弊端，如管理人员任命制、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有权无责、有责无利等等，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绝不是个案，此类事件以前很多，今后还不会少—假如国有企业没有根本性改革的话。
但事情的发展似乎愈加令人悲观。有政府权威机构的权威人士说，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至今无解”。呜呼！我们无言。借用哲学家的话说吧，为什么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国有资产在那儿呢！
而即将进500强的海尔，其作为也颇有可商榷之处。前几年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典型案例，海尔在美国投资生产家电曾被广泛宣传。但遗憾的是，如此铺天盖地的报道，却缺乏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支撑：海尔美国项目的投资金额是多少？生产能力有多大？年销售额是多少？市场占有份额多大？这些数字，几乎成了绝密，即使去海尔也问不出来。但那些形象化的宣传却很多，比如津津乐道当地把海尔工厂门前的路命名为“海尔路”，等等。因没有新的、更详细的资料，无从判断这一投资案例的成败。但仅从理论和经验判断，这一行为是明显违背投资规律的。众所周知，美国本土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不生产电视机了，原因很简单，成本太高，划不来。难以想象，在经过了20年之后，连承接了上一波家电生产转移的日本、韩国都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生产的时候，--日本、韩国的电子业巨头已有计划，今后几年将把家电生产中心转向中国，某些产品生产甚至全部迁到中国，中国的企业难道能逆势而行，跑到美国去投资生产家电？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配套最齐全，美国反而是少这缺那的，怎么把那机子攒起来？如果零部件还要从中国采购，那可就更不对了，出整机总比出零部件划算啊！不说运输成本，单劳动力就算不过账来，总不能放着中国便宜劳动力甚至是现成的生产能力不用，而出口零部件到美国去用比我们高几十倍的劳动力成本组装吧？若说那是张瑞敏逆向思维的结果倒有可能，但并不是所有的逆向思维都是对的，毕竟还有客观因素的制约。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海尔投资美国生产家电，即便成功了也是特例，不可能推而广之，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榜样。这样做，也无助于海尔成为旗舰型的中国跨国公司。
但笔者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有助于成就海尔“国际化”的形象。“走出去”得有动作啊，象华为那样到巴基斯坦去投资，宣传效果肯定不如去美国。海尔投资美国得到了足够的媒体关注度，那铺天盖地的报道、评论，比当年的中央电视台标王更风光，广告效果也更好。所以与其说海尔投资美国是个成功的投资案例，不如说是个成功的公关案例—几个亿的投入能达到那效果呢？张瑞敏除了去哈佛讲课、去达沃斯演讲之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海尔当家人的位子愈加稳固，成为中国公认的第一首席执行官。而海尔品牌已值616亿元，海尔也从一个街道集体企业，逐渐成为青岛市委、市政府直接抓的“疑似”国有企业。
此外，海尔的很多举措都颇有可置疑之处，包括效仿通用进军金融领域。海尔搞物流还说得过去，毕竟中国的第三方物流不发达，想找人做也找不到。但做制药对海尔有什么好处吗？一年不到一个亿的销售额值得海尔花费精力吗？保险利润是很高，海尔也能通过自己的特殊地位拿到稀缺的执照，还能通过合资弥补一点不通保险的缺陷，可迥然不同的运作模式以及企业、行业文化，海尔及其高层主管能够适应、融合吗？在中国目前固然投资机会多多，某些行业还有暴利，但对于一个志存高远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却必须面对诱惑要能把持得住，对企业的定位和发展战略有清醒的认识。
而海尔的内部治理结构，更是疑点多多。虽然海尔有“日清日高”工作法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但都在生产管理层面，属于技术性的，而更为重要的公司经营管理制度建设，却似乎有所欠缺。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海尔几乎完全依赖于张瑞敏。没有韦尔奇的通用还是通用，没有张瑞敏的海尔还是海尔吗？谁都知道一个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命运不能系于一人，关键是建立公司制度，可海尔这样的中国企业能够做到吗？可另一方面，海尔如果可以依靠制度良好运转，或者说，张瑞敏离去不至于让海尔的天塌下来，那张瑞敏怎么办？他退休以后，除了拿退休工资，即使按市领导级别拿吧，每月不过几千块钱，呕心沥血20年、资产数百亿的海尔与他何干？在中国现有情况下，他搞企业制度建设，无异于砸自己饭碗。张瑞敏也是“理性人”啊！
归根到底，中国企业的制度缺失，根源在于产权失位。郎教授捍卫中国国有资产的精神可嘉，但力气用错了地方。国企改制不是不能搞，而是必须搞，关键是怎么搞。中国银行、中国电信、中石油这样的企业自然不能简单MBO，这些企业主要可不是来自于管理层的贡献；但海尔、TCL，甚至长虹，为什么不能？中国人不傻，公平公正而又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办法总能找出来。没有最优方案，次优方案也能找出来，而绝不能一条道走到黑，非抱着最坏的方案不放，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强化它！
海尔发展到今天，即使考虑所有的因素，包括初始的集体资本、政府的支持等等，张瑞敏个人无疑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以他对海尔的贡献，给他海尔一半产权都不过分！并且不是卖，而是送。这绝不是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恰恰是还企业产权的本来面目，是张瑞敏该得的。并且，这也是海尔要想真正发展成中国的跨国公司、在500强里站住脚所必须的。
笔者从不否认中国人的企业家素质，而张瑞敏、倪润峰等人无疑又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们犯的一些连笔者这样的研究人员都能看出来的常识性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素质和能力，而是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他们的某些看似不合理的决策，不正是合情合理的吗？反过来再想一想，假如他们的个人权益得到了应有实现，公司产权制度有了根本性改变，他们是否会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公司经营战略，在遇到上述相同问题时是否会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呢？
毋庸讳言，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适宜中国跨国公司生长的制度环境。笔者从不担心中国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却不能不担心制度扭压抑所导致的竞争力削弱乃至丧失。让我们的企业捆着手脚去角斗，先就居于下风甚至已经败了。
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与其说是技术的竞争不如说是人才的竞争；而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中国建立跨国公司，技术不是短板，购买、研发，都可解决；人才不是短板，中国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又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资源也不是短板，比不了美国，总比日本强得多吧--但制度环境却绝对是短板，并且是短期内难以解决或弥补的。所以，要培育出中国的跨国公司，关键是要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这需要全体国人的勇气和智慧，以及，痛苦。
世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白礼德预测，到2010年中国企业“有能力”占据500强的10%。但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至今仍未找到批量生产跨国公司的良方。可实际上，说简单也简单，前提条件就是不要违反经济规律，也别违反人性。把该理顺的理顺了，何愁中国企业起不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