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谢亚龙上任之初，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已经到了谷底”。在此之前，谢曾专门撰文讨论足球，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把中国足球定位为“准公共产品”的前提下，激烈抨击足球已经变成“打着社会公益事业旗号的吞噬金钱的怪物”，“一次又一次欺骗球迷感情的骗局”，“令人费解的不可思议的怪胎”，指责“足球改革如此之红红火火，而足球水平却降到了如此之荒唐地步”。正因为对于中国足球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如此准确的定位，才博得了体育总局领导莫名的赏识，一下子从体育总局信息中心副主任兼党委书记的闲职调任万众瞩目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实际掌管所谓的中国第一运动。

那么，号称具有深厚理论造诣的实干家谢亚龙先生上任一年半多了，中国足球怎样了呢？

下滑！还是下滑！谷底？用周润发的话说：“才刚开始滑呢！”

从公共产品角度看，以前好歹还弄个世界杯出线，青年组、少年组似乎更好一些，球迷虽然骂声不绝总也还捧场。现在呢？国家队连动乱不已、人凑不齐也没有什么正规训练、甚至主场都没有的伊拉克都摆不平，还放下身架跟亚洲三流的新加坡死掐，连亚洲杯出线都悬乎，U17干脆连亚洲四强都进不了。国内联赛还有多少球迷在看？除了负面新闻，还有什么能吸引大众眼球？

从私人产品角度看，您领导的中超联赛怎么日益萎靡呢？球迷逃跑、资本撤离、市场萎缩、水平下降，俱乐部不赚钱，您领导的足协也不赚钱，要不怎么200万的学校体育启动资金也拿不出来，10万美元聘个青少年外教也做不了，怎么越看越象要崩盘或者破产呢？

请问谢亚龙先生，您倡导的公共产品在哪儿呢？您说的什么“正外部性”、什么“振奋民族精神”等等等等的在哪儿呢？在您光辉理论指导之下的中国足球，是不是正在拼命散发着其负外部性，就象“工厂在环保治理不好的情况下造成的污染和疾病一样”？中国队国际足联排名之低创了历史记录，您的“为国争光”在哪儿呢？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领导干部啊（局级啊！），怎么这么不讲政治呢？

并非我，也并非球迷这么拿成绩来逼您，这不都是您自己找的吗？是您标榜这标榜那的，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对您高标准严要求是不是？何况这也实在算不上高标准严要求。赢不了伊拉克、新加坡、朝鲜我们也不怨您，怨球员怨教练怨裁判行不？谁让球是圆的呢，足球界的名言就是“什么都是可能的”，咱也不能赢得起输不起不是？可是，您的“社会主义特色”足球观把中国足球联赛搞个一团糟，您的“三从一大”把中国球员都训成了呆傻，您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这也是您指责以前的中国足球的用语）让中国足球输了结果也输了过程，您的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成了精神污染，您的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生活氛围变成了让人愤怒让人憋气让人压抑让人失望—这不找您就不行了吧？

我不想侮辱您，只是实实在在地说：您是聪明的，也是愚蠢的。

说您聪明，是您能整出一套“社会主义特色足球观”，即所谓的“准公共产品”理论。这挺唬人的，尤其是在文化素质不高的体育领域—并非贬低中国竞技体育，但这个领域的文化素质之低是公认的。但说您愚蠢，也正在于此。

所以，您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任务，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竞技水平，攀登世界体育高峰，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牛啊！够高度，把毛泽东老人家当年的语录都“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可这也正是您这个谢主席愚蠢的地方，“提高竞技水平，攀登世界体育高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任务吗？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搞变相的“惟成绩论”吗？假如以“高峰”论英雄，那些没取得好成绩的体育项目是不是都该取消？群众体育是不是更该置之脑后？不过也难怪您作此想，中国这些年来的所谓“体育”不就这样吗？群众体育相比竞技体育早就无足轻重，竞技体育中胜者王侯败者寇，拿了世界冠军就升官，当部长、司长、处长，而绝大多数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却在退役后连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现在压倒一切的“奥运战略”，更是这种体育观的登峰造极之作。属于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活动呢，在“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口号下还有存在空间吗？现在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身体素质在同步提高吗？政府更该关注的是什么呢？每年上百亿元的财政资金投入的重点应是哪里呢（参见本人《沉重的金牌》mayu2008.blog.sohu.com）？

“按照公共行政的理论，这些都是向社会供给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所以，我国政府集纳税人的需求以纳税人的资金，投入体育领域包括足球比赛在内的所有运动项目，其根本的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公共服务，这是我国政府致力于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标(请注意：这里是专指政府)。按照这个大前提的约束，我们应该把中国足协主办的中超联赛放在公共产品的大范畴。”—这也很唬人，体育界有几个人懂“公共行政理论”？知道什么是“公共产品”和“外部性”？您谢主任就知道，还活用在了中国足球分析中。但您又愚蠢了，“公共产品”可不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是有严格限定的。即使在我们的“中国特色”中，也早有定论：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掺和了；社会资本可以做的，财政资金就没必要做—即使发达国家也没富到财政资金可以乱投竞技体育的地步。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去拿块金牌（即使是足球世界杯）好呢还是解决国民的九年义务教育好？不用懂什么理论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吧？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失学、缴不起学费、需要靠“希望工程”等等捐资助学的国情下，把足球之类的竞技体育定义为公共产品不显得荒谬吗？在奥运会上多拿几块金牌真的可以让那些失学儿童、那些缺乏社会保障的家庭“振奋精神”、“充满民族自豪感”吗？

您还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把这也用到了对于中国足球的分析中。但遗憾的是大约只知生搬硬套而不知实践发展。前东德想必您知道吧？竞技体育厉害的很（鲁班门前舞大斧，忘了您体育出身了），不但比西德厉害，还敢跟苏联美国叫板，连吃药都是为了国家的荣誉集体吃。但又怎样呢？柏林墙到底倒了，东德并入了西德（虽然没这么说），还得靠西德输血重建，东德获得的那无数金牌管了什么用呢？谁还好意思用那些金牌填充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呢？

但您谢主任最愚蠢的，却在于那个“准公共产品”中的“准”字。我理解，您之所以如此定位，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先戴上“公共产品”的帽，别人（包括民间资本）想染指就难了，中国足球管理权就完全掌握在了足协手中，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二是只有权也不行啊，还得有“利”，再加上个“准”字，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足球赚钱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糙理不糙的话叫做“当婊子还 想立牌坊”，用到您这里您看合适不？

看看您谢主任说的：

--“中超联赛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所以该足协管，而不是俱乐部管，也不是中超委员会管，足协管就是为了国家利益，别人管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了（不知道那些竞技体育大国的协会是不是都是政府机构？有几个国家有体育部，真有体育部又是干嘛的，人家怎么就放心让民间机构去实现国家利益呢）。

--“搞足球比赛不是为了赚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俱乐部搞足球不能赚钱，而是奉献，但足协得赚钱，为了养国家队啊，为了培养后备力量啊（足协官员发工资奖金可以忽略不计），正象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民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样。至于“超成本分摊率”，我劝您别不懂装懂或想当然了--这是官僚的通病，“控制在同期银行利率、国债利率与股市盈利的平均水平线上”？怎么个操作法？您以为您是上帝啊，可以轻易控制企业甚至是行业的利润率？连盈亏都不是您或政府能控制的，还想控制在一个水平线上？不瞒您说，我是差点笑掉了大牙。

--“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没有排他性质，是全体国民共同享用的”—是啊，足球比赛你们不是都看吗？当然有了成绩要升官肯定不是“全民共享”的—真足球出了成绩要提人了，一万多个家伙在体育总局门口叫着“都是我敲锣打鼓加油的功劳，提我当副局长吧”，那不是贻笑大方吗？尤其我怕日本人笑话咱泱泱大国的国民没见过世面。

--“在运行方式上，是不通过市场竞争手段运行的，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是肯定的，绝对不能放开竞争！真要放开竞争，以您及足协的领导能力和所作所为，不用G7，不用徐明，随便哪个东东也可以把您的足协打垮—不信让球迷投票试试，看他们愿意看谁组织的比赛？

--“给全社会提供更多的外部性效用，将有力地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活氛围”—这话我劝大家就不要跟您较真了，您谢主任好歹干了20多年机关，玩这类花活那是驾轻就熟。但这玩意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才一年多的工夫，球迷朋友们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中国还有句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用在您身上也挺合适的。

据媒体2006年9月14日报道，您说：“在中国干足球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那我建议您歇了吧，好吗？假如您还接着干，我们没有权力罢免您，但希望您也别再打着那些冠冕堂皇的旗号干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别再糟蹋中国足球和球迷的感情了，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