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出口企业关注最多的应该是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降低退税率，固然有财政压力，但也有缓解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原因。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出口退税代人民币汇率受过，遭了“池鱼”之殃。

虽然没有“生，或者死”式的哲学命题那么深邃、严重，人民币汇率确确实实也成了个问题。关注的层次已是最高级，从政府来说，中、美、日、欧的领导人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阐述各自观点并进行会谈沟通；从学术界来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几乎全面参与，国外专家也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欧元之父”蒙代尔等重量级人物；媒体更是予以持续而热烈的跟踪报道。从国内舆论和政府决策来看，结论似乎已很清楚：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中国政府起码近期不会考虑升值问题。但以笔者看来，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夹生”了，因为几个关键问题在这场涉及面广而且影响又深的辩论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被忽略甚至掩盖了。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真实币值到底是多少？国内外的一般看法，都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保守说法是15%，有的说是40-50%，以前还有更惊人的购买力平价算法。但以笔者看来，这不过是由于几个统计数据造成的幻象。中国某些出口产品确实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相比国际水平确实快得异乎寻常；中国的外商投资也在名列前茅，在全球跨国投资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3800多亿美元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是雄冠全球，即使今年遭遇了SARS，仍能达到8.5%。但是，这其中有太多其他因素，如中国出口5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并且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是廉价生产要素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制度性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与人民币汇率的联系，也导致了人民币币值评估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了人民币币值的根本决定因素—中国经济的规模和质量。

归根到底，货币不过是一种价值符号，其价值基础是所代表的真实财富。虽然在目前状况下，由于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广泛介入以及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工具创新，各国货币的真实币值已越来越难以准确衡量，但总不会偏离太远，更不会背离—能够想象一个羸弱经济体的货币却是坚挺的吗？能够想象一个强大经济体仅仅为了增强其出口竞争力而不断使其货币贬值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鉴于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如数以万亿计的银行不良资产、庞大的财政赤字、巨额的社会保障缺口和国有企业亏损等等，人民币从中长期来说，主要矛盾或者说更值得担忧的不是升值问题，而是贬值问题。

所以，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近期由于某些直接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有升值压力，但其中有很大的虚假成分；中长期却会由于不可避免的经济、金融和社会的深层次改革、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可能动荡而出现贬值；经过大幅波动、调整后人民币的真实币值才会逐步显现出来，并随着中国经济新的稳定成长而趋于平稳，从而形成正常浮动的、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

以此审视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就发现我们处于两难境地：升值不合适，不升值也不合适。再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也曾使中国政府陷入了类似的难堪境地，虽然有领导人“说了一百多次不贬值”，仍然消除不了国际社会的疑虑，而最后付出的代价只有承受了后果的中国才知道。2001年前后，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做些事情，但由于不可言说的原因什么也没做，反而一直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人民币汇率继续“有控制”地“浮动”着。于是乎，到2003年，贬值变成了升值，我们依然面临进退两难的被动。

前几天听过一个故事。一个人的屋顶破了，雨天漏雨，人们劝他修补，他说，下雨怎么修？雨过天晴，人们再劝他修补，他说，不下雨干嘛修？于是破洞依然。--这个故事好象发生在非洲，离中国很远。

人民币汇率是不是有“破洞”之患不好说，但成了“人质”却是毋庸置疑了。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有众多复杂因素，但似乎也不能不提及一个案例和一个人物。

一个案例是日本。普遍的说法是“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升值毁了日本经济的繁荣，是十多年低迷不振的罪魁祸首。日本人对此痛心不已，后悔没有抵挡住当时的国际压力而允许日元升值，更有日本友好人士语重心长地劝告中国政府现在千万要坚持住，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啊；中国的专家们自然也把这现成的教训屡屡拿来，论证人民币升值危害重大，断不可为，政府因而倍加警惕。笔者不怀疑日本友人的推己及人之心，也不怀疑众多专家的为民忧国之情，但对案例的结论却颇有怀疑：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源在于日元升值吗？相对于日本经济长期封闭造成的体制和结构问题、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介入企业事务造成的官商勾结、金融腐败和巨额银行呆坏账等等问题，日元升值难道危害更大吗？如果此说成立，日本经济是不是只有日元贬值100%、200%才能复苏呢？不客气地说，把日本经济的现状归咎于日元升值，符合日本的国民性，却未免有文过饰非之嫌；而我们若把人家现成的结论拿来用，则不免有将错就错之祸。

一个人物是索罗斯。这个美国的犹太裔富翁没有什么好名声，正直的中国人一向鄙夷“投机”，何况还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妖魔化”—以至于有正义战士挺身而出，写书“追杀索罗斯”。可索罗斯说得明白：我找的就是你经济中的毛病。英镑没有问题，凭索罗斯之力就能把它炒出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事各国自己造成的还是索罗斯造成的？树木埋怨啄木鸟，可虫子并不是啄木鸟养的。不过索罗斯可恶，看出问题了不是好言劝诫，进言献策，而是把你经济中的脓疮捅破，展示给世人看，他自己还以此赚钱，犯了天下之大不韪。可你能把索罗斯“杀”了吗？你能在全球化的今天拒索罗斯们于门外吗？据说今年中国的外资进入中，有相当部分是“热钱”，估计有200亿美元之多，我们该当如何呢？严防死堵资本市场？多年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不管是进还是出，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我们都没有堵住，看看国际收支中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就清楚。退一步说，即使堵住了，对中国也不见得就是好事；负面影响如何，或许更需要认真去评估。

人民币汇率的“人质困境”，直接反映的并不是人民币的币值问题，而是金融体制、经济体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