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篇

余生而不幸，启蒙之初，举国大革文化命，华夏文明之精华难得与闻，反被灌输以莫可理喻的概念及定式；余生也有幸，求学后期逢思想解放，复耳闻目睹改革开放之新现状，虽未老却僵化的脑袋渐有开窍，终辟出自由思考之微小空间。于是乎，一个念头就在这空间里产生，且盘桓不去，曰：无为经济。

汉武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泱泱大国渐成思想牢笼。春秋百家争鸣之盛况不复有，其文明成果渐被湮没。至近现代，精神的桎梏终于导致国运的衰微，思想的贫乏必须用肉体的苦难补偿。列强的枪炮，志士的呼号，未能使国民警醒，德先生、赛先生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难以立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扼杀思想、毁灭文明的一幕后，人们似乎意识到自由思想的重要。但当今之时，“解放思想”成为口头禅，表明思维已陷入了呆滞的泥沼。世界变化日新月异，市场经济大潮滔滔，国人犹在“戴着锁链舞蹈”，奈何，奈何？

余忝为京师大学堂之当代弟子，在学虽修国政，工作却研经济。精微如计量经济学，固然懵里懵懂；玄妙若“笼子经济”，亦是糊里糊涂。喜实践之进展，悲理论之滞后。“社”、“资”之争，一波未平；“公”、“私”之争，一波又起。“厉股份”与“吴市场”相左；“曹破产”和“胡国情”共鸣。各据其理。各守其偏。窃以为，盖囿于“笼子”之故也。前进一步天地宽，何拘束若此？

余识也浅薄，不敢与大家并论。惟骨鲠在喉，非吐不快，辄成此文。

一章，什么是无为经济？

经济形态有多少种？怕不容易数清楚。按不同社会制度分类，大约有原始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从所有制角度分，有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大同经济等；从生产方式分，有渔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等；从运行方式分，有小农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

而无为经济是怎么回事呢？

应该说，无为经济应是从经济运行方式角度考察经济而作出的一种判断，而确定的一种经济形态。也即是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相类的一种认识角度。正如市场、计划都是经济运行的不同方式，无为也是经济的一种运行方式。

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无论市场、计划，都是人，现在体现为“政府”，加于经济之上的。经济自身，本无所谓市场或计划。人从事经济活动，狩猎、耕种、织布、贷款、运输、销售、购买、消费…做就是了。但人要与他人发生关系，就有了集体、民族、国家，就有了管理人的人，就有了一些人对各种活动的干预或曰管理，体现在经济方面，那就是用“圣旨”、用市场或用计划等方式来“管理”经济。

而“无为”呢，自然也是人对经济的一种“管理”方式，只不过这种方式与其他方式有大不同：其他方式或多或少都是从外部强加于经济活动本身的，而“无为”则是发自经济本身，即经济根据其内在的要求“自然”运行。从政府管理经济的角度而言，就是顺其自然，“无形无相”，“无为而治”。

老子有云：“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道”，以今日眼光看来，就是自然规律。人类走到今天，可说是不断探寻“道”、了解“道”、承认“道”、否定“道”、顺“道”而行或逆“道”而行的过程。经济领域，也是如此。经济规律，即是经济中的“道”，顺之则兴，逆之则崩。

无为经济， 一言以蔽之，即让经济顺应其内在规律要求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经济运行状态。

从政府管理经济角度讲，市场是手段，计划是手段，无为也是手段。但市场与计划，本身并不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不是管理经济的最终目的。因为在市场或计划这样的手段不适应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情况下，即使实现了市场或计划，也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会起阻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以往实行计划经济、把手段当作目的的荒谬，而其结果也已成了中国人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人们长期吞咽的苦果。市场无疑比计划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抑制政府的管理欲望而使经济活动更加自然流畅，而让政府担当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但市场也有天然局限，在面对信息不对称、各方利益冲突等问题时也显得无所适从。无为却不然，它既是手段，同时又具有目的性，可以成为目的物。因为这“无为”，产生与经济的内心，达到“无为”，经济就顺利发展，反之则会运行不畅，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描述无为经济呢？

以往考察经济形态，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有其特定的外在条件限制，如政治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等等。但无为经济，却是超出外在条件之上，独立地考察经济运行状态。或者说，无为经济首先是认可了生产力发展现状及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对经济运行的不同要求，然后再去考察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是否与这种要求相吻合。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经济运行形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无为经济，一是非无为经济（有为经济）。

无为经济，与计划经济等非无为经济形态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往往依附于特定的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基础，如计划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及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而无为经济却不依附于哪一种经济制度或所有制形式，超出了社会制度和所有制范畴，完全从经济运行内在规律角度来加以研究。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上，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只要经济是处于与自身要求相适应的运行状态下，都可说这样的经济是“无为经济”。所以可以说，无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战乱过后，民生凋敝，统治者轻徭薄赋，使经济休养生息。正因为“无为而治”，经济往往较快恢复，甚至出现发展高潮，如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这时的经济，可以称之为“无为经济”。

大禹治水，变堵为疏。堵则“着相”，水患难除；疏非“不为”，终奏其功。此时此地的经济，可称之为“无为经济”。

李冰修堰，引水入田。任水自流非“无为”，都江堰成润天府－－也可称之为“无为经济”。（近闻当地政府在都江堰上游筑坝蓄水，利己损人，却有“有为”之嫌了）

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可称为“无为经济”的时候少之又少。即使战乱之后有一段短暂实行无为经济的时光，也终随统治者欲望的不断膨胀，而逐渐销声匿迹－－“无为”终至“有为”。虽然曾有个别开明君主体恤民情，以“无为”心态治理天下、发展经济，但绝大多数统治者是不甘“无为”的－－试想，以九五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怎么可能不去“有为”呢！中国经济发展史，某种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正是“无为”渐至“有为”，“有为”至于崩溃，复行“无为”的过程。并且，非常明显地，“无为”往往是被迫的，故是一时的；而“有为”却是主动的，故是长期的。这其中，自然有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

中国人的思想，似乎从未归于一统，大而言之有儒、释、道，其他更多不胜举。但孔孟之道 ，却长期在统治者及民众中占据统治地位－实际上，民众是被迫接受，统治者则是主动利用，因为这种学说最适于统治者的统治。儒学倡导的忠孝仁义，基本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际关系，从而也决定了基本的经济运行方式。既然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都归统治者，并且不单经济活动，所有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都在统治者的绝对控制之下，那么，统治者的“有为”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此种做法，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高潮中达到顶峰。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计划经济等等，把所有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完全由政府支配，甚至劳动者的劳动力以及思想，也归政府支配，这个经济活动处于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有为”到了极点，终于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饿四百姓数以千万计。迫不得已之际，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联产承包、放权让利、扩大出口，引进外资…有为渐少，无为增多，经济方有活力。

市场经济，已为世界上主要国家，包括当今中国所遵奉，但各国却也有大不同。有的更崇拜市场，有的更强调管制。或许市场经济已很接近无为经济，可看看日本、韩国，我们却只能说他们的市场经济似乎更接近于有为经济。

由此可见，虽然“无为经济”不依附于某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或所有制形式，但它也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

无为经济略论（中）

二章，无为经济的运行基础

“无为”是一种哲学思想，也即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所以，对于政治家，“无为”可以是一种政治理念；对于经济学家，“无为”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对于文学家，“无为”可以是一种创作指南；对于军事家，“无为”可以是一种制胜战略。

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倡导共和，共和建立后，却又让出大总统职位。这在某种主流观点中，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大例证。此后的蒋介石、毛泽东，当比孙中山“更有作为”，但历史的评价，终未可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先生的言论及行动，表明他的基本理念与“无为”是多么的切合！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中国历史上如孙中山者，屈指可数。但某一个“百年不如中国的千年多”的国家，情况却似乎截然不同。开国元勋华盛顿，功成身退，连总统都不想当。勉强干了一任，复归田园做农场主。但因此奠定的民主基础，却使这个国家至今的四十多届总统没有捅大漏子。这些总统，才智平庸者固然有，道德低下者也不会无，但多数人即使不敢说“才华横溢”，智商起码也应达到相当水平，更不会没有“雄心壮志”，却还没有谁“有为”至于祸国殃民。唯一一个或许是尼克松，但“水门事件”以我们的眼光看来，实在连“小动作”都算不上，毛泽东就曾大不以为然。所以致此，非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具“无为”思想，实乃制度使然－－从根本上保证了统治者必须“无为”。噫吁嘻，华盛顿之功，大矣哉！

遗憾的是，在中国，似乎离“无为”愈远，则靠成功愈近。其为悲乎？

至于无为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总是一现昙花，从未长久存在过。这里面当然有文化、社会、体制等等方面的原因。

那么，无为经济的运行基础是什么呢？

1、政治基础

如前所述，无为经济并不要求特定的政治体制。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男人打猎，女人采摘，食物共同分配，这种方式保证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也可以说是一种无为经济。中国历史上的鲁国曾实行“井田制”，适应了当时经济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是一种无为经济，它的基础是奴隶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那又是封建时期了。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也许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今日的市场经济，经济运行的主导方式是“顺势而行”，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接近“无为经济”的经济形态－－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民主制。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政治体制与无为经济并不是全无关联。分析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在专制统治时期，无为经济的存在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故是短暂的、偶然的；而在民主政治时期，无为经济则是相对长期而且较有保障的。

这是因为，民众的意志，他们的经济要求，实际上正是经济内在要求的最直观、最根本体现。在生产力低下时期，经济活动单一，生产方式简单，民众的兴修水利要求，轻徭薄赋要求，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要求，统治者顺应了，实行了，就会使经济发展。在当今社会，经济活动极为复杂，但民众的意志，仍是经济内在要求的最直接、最准确体现。如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国民收入、通货膨胀、财政、价格、就业等等经济现象，不正是以民众意志为基础吗？对于这些民众的要求，政府了解了，接受了，并以此使经济运行，则即是“无为经济”。

但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才能保证使统治者（政府）了解这些要求，并加以实施？必然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在集权或独裁统治下，人民对统治者没有或少有约束，经济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无法或难以通过民众传达给统治者，并成为统治者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另外，即使统治者了解了民众的要求，也没有任何约束保证他必须实施这些要求－尤其是在民众利益与统治者利益冲突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无为经济的存在就只能是偶然的。而在民主体制下，民众的意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较为自由地、充分地、准确地传达给政府，首先使政府对经济的内在要求有了基本把握；其次民众对政府有根本的制约，也迫使政府必须顺应民众的要求而推行适宜的经济措施。这样，就从根本上、从大势上保证了“无为经济”的实施。

2、经济基础

如前所述，无为经济超脱于任何一种具体的经济制度或所有制。无论生产资料公有还是私有，都可能实行无为经济。

但同样地，经济制度或所有制也决定了无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小农经济时期，农民可独立进行农业生产，统治者的轻徭薄赋必然促进农业生产，但由于统治者个人掌握了绝对的政治、经济权力，是否实行“无为经济”，就纯粹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汉文帝信奉道家学说，就可以让天下休养生息；隋炀帝骄奢淫逸，就可以横征暴敛，鱼肉人民。而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生产资料仍然私有，但统治者（政府）却是由这些掌握了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的人确定，生产资料所有者对政府有强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反制作用，实行无为经济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必然。因为若政府不实行无为经济，阻碍了经济发展，就会损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自身也难以存在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民主制度的进步，生产资料拥有者的涵盖范围已经越来越宽泛，包括了每一个拥有个人权利的公民。有的人拥有大量生产资料，有的人仅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但其要求，同样是经济本身的要求。如资本家要求为资本增值创造条件，工人要求实现就业、提高工资收入等。这些要求，声音有强弱，影响有大小，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政府的经济政策。现代西方国家在处理通货膨胀、就业、财政、税收等问题时，都体现出了这样的特点。

3、社会基础

无为经济对于社会基础的要求，也是建立在前述观点之上。一个高度大一统的社会，或者一个人际关系松散的社会，都可能实行无为经济，关键是统治者能否准确了解经济的内在要求并在政策中予以体现。同样必须强调的是，作为经济活动的担当者和社会基本细胞的人，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可能保证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实施。因为只有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方能把他所负载的经济信息充分、真实地反映出来，并要求统治者（政府）予以承认和体现。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社会也必须提供相应的机制保证，如言论自由、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制约等。

三章，无为经济的运行特征

“无为”是一种境界。个人达到这种境界，则心态平和，胸襟开阔，灵智清明，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本身的体能和智慧。国家达到这种境界，则百姓安居乐业，官员清正廉明，文化百家争鸣，经济繁荣昌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为无为，则无不治”。

“无为经济”也是一种境界。经济以“无为”状态运行，则生产各要素均处于各自的最佳位置或趋向于最佳位置，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优化，从而发挥出最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