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多期待，几多失落，几多欣喜，几多忧虑……中国这个拥有近13亿人口和一万多亿美元产值的巨大经济体，终于忐忑不安地站在了世界贸易组织（WTO）门口。15年的坚定与彷徨，似乎到了不得不收获的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开启的是阿里巴巴宝库，还是潘多拉魔盒？中国龙有了更广阔的世界经济舞台，还是世界虎有了更廉价的牛羊大餐？

15年。一个专业国际经济组织，以异乎寻常的方式介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比网络、基因更早吸引了大众眼球。中国的“复关”、“入世”，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群体荡起了层层涟漪以至惊涛骇浪。高层的决策，业界的争议，专家的呼吁，百姓的评论，展示了国人面对一个更加开放世界时的复杂心态。都说谈判一波三折，都说黑头发成了白头发，可探讨一下我们15年的心路历程，却不能不产生更大的疑惑：我们为什么要“复关”、“入世”？我们真的搞清楚了吗？为什么直到入世“已成定局”的今天，我们还在研究利大弊大、解说是也非也？为什么我们的心理依旧是矛盾的，我们的脚步仍然是犹豫的？我们的心慌乱，我们的眼迷离，我们的手发颤，是面对未知的恐惧、面对竞争的胆怯，还是面对机遇的冲动、面对成功的兴奋？

开放没有薪火相传

1986年7月11日，风景秀丽的欧洲名城日内瓦。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团长钱嘉东先生向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书，拉开了中国“复关”、“入世”漫长征途的帷幕。9月，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第一任团长沈觉人赴乌拉圭参加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开始与有关缔约方探讨中国“复关”的具体事宜。这位出身江浙的老资格外贸官员，此时脑海中是否闪过580多年前的一幕？

公元1405年7月1日，苏州府刘家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郑和率领船队在鞭炮声中驶离中央王国的海岸。此后20多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亚非国家，为黯淡的中国对外交往史留下了带有亮光的一笔。

或许，代表中国谈判“复关”的女士先生们，眼前也曾掠过丝绸之路的苍凉与绚丽？在柔软而又暴烈、灿烂而又冷酷的沙海中，坚韧的骆驼，沉重地、亘古永恒地东来西往着—遗憾的是，这是并非流动而是凝固的画面。

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再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来没有正常过。在缺乏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缺乏平等互利的可能与自信，缺乏内部制度与外部环境保障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在崇洋媚外与仇洋排外的两个极端中徘徊着。只是在20多年前，我们才以“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向世界敞开胸怀。

作为“开放”的实质性一步，今日的“复关”，是对既往的传承，还是对封闭的反动？炫富市恩的周游列国，委实已难以同日而语；短暂有限的互通有无，似乎也不可相提并论。说现代足球起源于高俅踢的那玩意儿，说波音777就是我们潍坊风筝的翻版，固然可以一笑了之，不会真有人来打知识产权官司；但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临天下当作制度、体制、文化和心态的开放，把为满足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而进行的采购交换当作经济、社会的开放，大约有点过了。

近代中国打开大门，是洋人的坚船利炮逼的，往事不可追，耻辱也无法洗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对世界打开大门，或许有无数原因，但终究是我们自己的主动选择。真正意义上的经贸往来进行了8年，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国际规则。

规则并非理所当然

中国有古训：道不同不相为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虽然马克思老人家早就说了，都是人类社会的表现形式，差别在于一先一后，一高级一低级；但当两者并存于这个星球时，麻烦就大了。社会主义要建立公有制，要打倒资本家，一时半会打不倒，还得跟人家做生意，做生意要有规矩—该听谁的？

1978年中国政府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福特公司提出可以与中国合资办企业，中国官员心中惴惴：共产党和资本家可以合作吗？回来汇报，邓小平批了几个字：合资企业也可以办嘛！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最低为25%，没有上限。实际承认，外商投资得听中国法律的，法律是社会主义制定的，但也得符合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否则人家不来；而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外商占大股就听外商的。即使如此，无论中国官员、企业管理人员，还是外商，长期制度对立形成的心理阴影仍没有消散。直到1999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创始人之一吴南生先生回忆起往事还说，我们当时是提着脑袋干事业：建设特区以利用外资为主，外资不就是资本家么？革命的时候那是我们的敌人，现在跟资本家合作，再来一次“反右”或“文革”，恐怕不是蹲牛棚进秦城能够解脱的，而是死的罪过。外商也怕呀，不管这资本是不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毕竟实实在在都是自己的钱，来之不易，万一给我“国有化”去了怎么办？即使不那么赶尽杀绝，你的法律政策面团般揉来揉去，我的生意不亏也难。不知深浅，双方都在试探着。

1986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提出“要按国际规则打篮球”，国内外反响强烈。李灏说，我们搞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不能象阎锡山修铁路，窄轨的，别人进不来，你也出不去。当时主管对外开放的副总理张劲夫也说，参与国际比赛，队伍是我们自己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的，但规则是国际的。--今天多数人会说，本来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法律、制度、体制、理念、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积淀和束缚使这变得远非“理所当然”。幸运的是，“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成了决策层的基本思路。所以，八十年代中后期，规范国际贸易行为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就正式进入了中国的视野。

四个字谈六年

话说回头，中国居然还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国！1948年生效的关贸总协定，当时的中华民国也签署了。世事变幻，不多久中国改地换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新中国百废待兴，并与关贸总协定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有所隔阂，根本就没考虑这个问题。而台湾国民党政府，则在1950年以中国的名义宣布退出。及至改革开放，要与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大规模经贸往来，开始注意国际贸易领域最居影响力的关贸总协定问题了，才发现我们还是缔约国呢。国民党政府宣布退出，那时它已经不代表中国了，我们不承认。1971年我们不也是“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么？所以，对于关贸总协定，不是“加入”，而是“回去”—是谓“复关”。沈觉人先生说，关贸总协定成员方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量的85%，我国当时对外贸易的85%也是与他们进行的，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其规则对我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力。从长远来说，我国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也必须加强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即与国际接轨。

事情本来很简单：例行的贸易制度审议、市场开放谈判、完成工作文件和批准程序。但第一关就来了麻烦：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规则来规范贸易行为吗？虽然专门派专家到日内瓦去解释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什么叫“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什么这为主那为辅，脑筋不会转弯偏爱认死理的外国人就是不开窍。外国人问你们的国有企业怎么运作？我们说，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外国人问怎么换？反正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最好的心脏外科医生也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只知眼见为实而不懂庸俗辩证法的老外死也不信。好在那时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各国颇为看好中国市场，也还没有后期的“身份”、“威胁”和服务贸易市场开放问题，谈判进展还算顺利，若不是（没有这个“若不是”就没有后来的故事性，正如说书的没了悬念）1989年的事件，“复关”当在1990年前后就解决了。“六四”事件使中国“复关”谈判搁浅，外国人不谈了，中国人也有更重要的事情干。

光阴荏苒。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多么重要的事情，也比不过经济发展。1991年邓小平南巡，掷地有声的“发展是硬道理”推动了新一轮对外开放高潮。“热火朝天”虽是一个恶俗的字眼，几十年彼落此起的政治、经济运动使这个成语往往意味着现实的苍白无奈与民众空虚的热情，但1992年的中国被语言贫乏的我们用它来形容也算贴切。认可也罢，紧跟也罢，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总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复关”谈判有了新的契机和动力。更具多方面深远意义的是，中国的贸易制度问题迎刃而解：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10月份的日内瓦第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第二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佟志广非常自豪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外国人没接着往下听“不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便听了他们也不懂，象“偏正词组”、“并列词组”这么高深的语法学问教导他们也无异对牛弹琴。你们认可市场经济了？好，PASS。长期参与谈判的现任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感慨说，为了“市场经济”四个字，我们谈了6年，最终还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给解决了。

内外夹攻进退两难

既然几百年前就有了[西游记]这一古典名著，中国要“西游”似乎注定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也许可以“大话”演绎一番，无奈西方人榆木脑袋不进油盐。贸易制度审议过了，接下来与美、欧等国的双边谈判问题更尖锐：关税减让呢？非关税壁垒取消呢？过渡期安排呢？更要命的是，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也掺和进来：银行怎么开？保险怎么开？商业、外贸、会计等等等等怎么开？我们的版权、技术、商标怎么保护？外国人振振有辞：你中国发展够快的（瞧多抬举我们），不能象几年前那样出价了吧？关贸总协定第八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已增加了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新的领域，你中国也一直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谈判，该承诺的也得承诺了吧？--摆在桌面上的就够应付的了，何况还有其他考虑。中国谈判代表感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心根深蒂固，美国好象没有让中国“复关”的政治意愿。所以谈了这一方面还有那一方面，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那个问题，扯不断理还乱，就是进入不了议定书的实质程序。

国外攻势咄咄逼人，我们自己却后院起火。1992年正在开放风头上，某些人的某些话是不好说甚至得反着说了；可一有机会，哪怕是鸡蛋上的缝那样的机会，也会牢牢抓住，或以语言，或以行动，袒露出自己的赤胆忠心。关注中国经济的过来人想必记得，1993年后开始了一次既深且广还长久的“民族经济大讨论”，跨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冲击民族经济、侵蚀公有制基础的言论甚嚣尘上。虽然不过是拿啤酒、洗衣粉之类说事儿，虽然没有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但说的、听的和做的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次“讨论”非同小可，中国最权威的两家报纸[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都深深卷入，[人民日报]头条用了“积极引资莫彷徨”这样的题目。那时的很多经济研讨会，尤其是行业研讨会，几乎成了对外国商品和外商投资的讨伐会。负责1993年到1996期间“复关”、“入世”谈判的谷永江先生说得委婉：当时国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很多传统产业部门对进一步开放市场“有顾虑”。根据体制安排，外经贸部只是“牵头”负责谈判，涉及行业的具体问题则由相关部门制定方案，此时的代表团已有十几二十多个部门参加。关贸总协定涉及内容日益深入，西方国家要价越来越高，而我们却受着越来越多的掣肘，导致双方谈判立场差距越来越大，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虽然中国1994年4月以观察员身份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并发出“最后通牒”：此次谈不成，以后不再主动提起谈判！但1994、1995年的两次谈判仍以失败告终。随着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中国的“复关”谈判就转为“入世”谈判，中国到底没能成为WTO创始成员。

双边谈判风云变幻

此后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先是几年的沉寂，中国的“入世”谈判就那么僵持着，没有中断，没有进展，直到1999年4月，突然峰回路转！朱溶基总理访问美国，据说解决了“99%的问题”，中美双方已经走到了签字桌前。但最后一刻，克林顿总统袖手：不签。为什么美国人在紧要关头退缩，置中方于尴尬境地？是中方让步不够怕美国国会通不过，还是中方让步太多怕中国不能履约？虽有多个版本解释，至今未有定论。不知已经卸任的克林顿现在是后悔还是庆幸当时的决定。5月，美国军用飞机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双方关系全面急剧降温，“入世”谈判戛然中断。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再一次的柳暗花明，间隔时间不长。9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中，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同意重开谈判。11月7日，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要求，邀请美国代表团到北京谈。15日，中美双方经过6天艰苦激烈的交锋，终于达成了“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世界额手称庆，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说，这是一个三赢的协议—中国赢，美国赢，全世界都赢。

搞掂美国，我们终于松了口长气，放眼望去，一马平川，“入世”已是指日可待—且慢，原以为会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欧盟发话了：我们还有我们的利益。于是中欧再谈，保险、汽车……一一达成协议已是2000年5月。

至此，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37个国家，已有36个与中国达成了协议，但墨西哥明确表示不会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双边谈判，进入多边谈判阶段。

多边谈判再起波澜

摁下葫芦又起瓢。多边谈判在农业补贴、保险、外贸、分销等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其中农业补贴颇堪玩味。根据WTO农业协议，各成员方对农产品出口的直接价格补贴是禁止的；对农业的“绿箱”支持（如水利、科研、病虫害防治等）不限制；而对贸易有扭曲性影响的“黄箱”支持（如对出口企业的贷款、运费补贴等）则需削减，发达国家不得超过农业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不得超过10%。我们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然是10%；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国家说，你中国得5%。目前中国的“黄箱”支持大约为2%，实际上要补到10%财政上也不可能，因为那得2000多亿，况且随便补的“绿箱”我们还大有余地。所以要这10%，理由大概有二：一是“黄箱”比“绿箱”直接、见效快；二是便于对特定农产品补贴。或许还有其他理由，不好妄自揣度，反正就这么僵持不下。

2001年6月，中国在上海主办APEC部长级会议，中美两国的贸易部长“顺便”谈了上述几个问题。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特意选择了典型的江南水乡--周庄的游船作为与美国代表佐立克的谈判地点。华灯初上，渔舟唱晚，波光粼粼，柔风拂面，石部长笑言：在这样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想吵架都吵不起来！当然，唇枪舌剑不可避免：外国自然人在中国可以做外贸？不行—否了；大额商业保险两万美元？不行，起码八十万人民币—那就二十至四十万吧；美国人说，农业补贴10%不行，最多7%，石部长窃喜，好，就以7%做基础谈，我让一点五你让一点五怎么样—成交，8.5%。深夜两点，中美终于达成“全面共识”，而一直关注此次谈判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终点即是起点

2001年7月20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7次会议最终完成了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预计9月份的第18次会议将通过这些文件，再经总理事会审议，从而结束中国工作组的工作。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表示，“大局已定”。若无特殊情况发生，在11月于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世贸组织将接纳中国为正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