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上观点，我认为，一是初次分配的扭曲和市场的扭曲是两回事，因为在初次分配当中，劳动者的原始收入包括三部分：劳动者收入；福利基金；津贴和补贴等其他收入。工资是按照市场决定的，但是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包括劳动条件、生活待遇这些方面很多都是处于被挤压的状态。所以应该从这方面理解初次分配的扭曲。农民工没有基本的保障，如果农民工伤残了就必须回家，成为农村的负担。所以，初次分配的扭曲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二是初次分配的扭曲来自于二元结构，和由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决定的政府功能的错误定位，这里是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官商的结合，包括山西煤矿等等，看得很清楚。结果农民工在有些情况下走入极端，产生一些恶性的事件或者极端过激的抗争，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战场在城市。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农民工待遇问题，有两方面要做，社会福利问题，劳动条件问题，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但是工资的问题，还是由供求决定的。供求决定的关键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现在农民工从无限供给转到有限供给，但是相对稀缺的是哪部分人？是素质比较高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技术工人。岁数大、文化低的非熟练工人很多。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对称，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低下，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没有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一个改进素质，提升人力资本，使自身的能力得到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其根源是农村的整个社会事业各方面发展滞后。这又涉及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涉及到公共事业、社会事业更多的向农村倾斜的问题。只有在农村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农民工的素质提高，才能真正使农民工自身的工资待遇提高，相应的他们才支付得起在城市定居的成本，使这部分边缘性的亚城市人口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这样才是真正的城市化。所以，主战场在城市，而不在农村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和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彼此是良性的互动的关系。

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

陆学艺

我讲农村问题，农村的问题之所以那么大，变成“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农村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改革一直争论不下，后来干脆不争论了，一直拖下来了，所以农村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

    现在到了解决农村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按户口来算还是9亿农民，还是占总人口的70%多，统计局把一亿两千万的农民工和家属统计到城里来。现在来看，我认为主要矛盾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第二是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协调。这两个矛盾是主要的，而且是交叉的。现在城乡不协调，城乡关系不正常、不合理是主要矛盾。社会上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70%都跟这有关，比如内需不足、农民工问题、矿难事件死的都是农民，包括教育的不平衡问题，还有医疗问题，主要都是涉及农民的问题。我觉得这次“十一五”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重点，说明已经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讲扩大农村内需，已经讲了10年了，而越讲扩大农村内需，农村在消费中的份额年年在降，现在已降到1/3了。在中南海开会时，我们搞农村问题研究的提出，农村真正建设了，扩大内需的问题就解决了。另外，现在上访、群体事件大量增加，总体来说，社会不安的因素增加比经济速度要快（群体事件增加速度是每年递增17%）。现在不要看社会治安的统计表，你得看楼房外面的铁栅栏，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治安状况，一楼有是正常的，二楼、三楼有就有问题，四楼、五楼有就相当严重了。我去一个城市看到，有一座楼，楼顶上的阳台都封闭起来了，不用问你出去小心点就是了。另外电视里经常播“盼盼防盗门”等广告，这种广告多了，也表明社会不安定。

    这个事情跟农村有非常大的关系。所谓贫富差距拉大，现在除了城里几千万下岗职工以外，主要还是城乡差距拉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问题就可大部分解决了。现在也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了，这几年中央已经做了一些决定，比如免农业税。另外，理论上也提出来现在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真正算个帐，我们现在还是从农村拿得多。不说别的，每年从农村拿300万亩地，每亩平均五六万块钱拿来，几百万卖出去。上海、北京有几千亿的基本建设的钱从哪里来的？现在财政支出每年只有3000多亿给农村，光是土地来的，就是好几千亿，这是国土资源部的材料。全国有1.2亿农民工，农民工的收入和城里面的收入一个月差500块钱，1.2亿的农民工就差7200亿。现在领导有这个想法了，我觉得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而且也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免农业税，当然着也引出很多问题，但是农业税只有了三四百亿，它的效果，主要是政治效果，农村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好多了。“十一五”计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认为新农村建设这个问题，不是光那五句话，光靠那五句话不行，那是一个目标，到底怎么做？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回顾历史，建国57年来，凡是农民拥护的都是成功的，调查农民的积极性，土改、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的税费改革等，农民要干的事都干成了。凡是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怎么推也没用，统购统销、合作化、学大寨、这几年的粮食改革，如果违背了农民的利益，肯定办不成，肯定就要失败。如果我们不通过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农民当家作主来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觉得又会变成口号，甚至会引出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户口制度是1958年定的，到现在就是不改。农民工的问题很简单，就把“农民”那两个字去掉就解决了，但就是去不掉。1985年讨论农村第二步改革，嚷了几年没有动，到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农村说到底，就是搞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也不完善，还需要改。土地制度不改，农民的土地你买了，你得到收益，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农民的地卖了，各级政府都分钱，这能保护住土地吗？所以，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农民站在一起，要保护农民的命根子，但没有保护好，中央三令五申也没有用。如果把保护土地的权利交给农民，就能保护起来。另外，财税体制的改革问题。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当然有好的一面，保护了大局。但是在县乡村三级出现了财政窟窿，我估计现在接近一万亿了。现在我们不少人骂县乡干部、农村干部，我们下乡去发现，他们实在是代人受过，哪个公务员要自己去敛钱发工资？免税以后他们的日子更难过。现在农村有一句话，说现在是“三要”干部变“一要”干部，即原来是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现在钱、粮都不要了，计划生育也好一点了。我到四川一个乡镇去调查，财政转移支付一年只给15万块钱办公费，怎么运转？就只能向农村要地了。现在农村的尖锐矛盾就是占地的矛盾。

所以，这些基本的制度不改，就不好办了。现在利益已经多元化了，国家要推行这个制度，从去年五中全会公报发布以后，各地的干部积极性都很高，而且都在搞规划、培练干部等。但听听农民的反映就不一样了，比如我是茂南人，回去听到的是，什么时候拆我们村的房子？什么时候占我们家的地？现在这些规划就是这样的。因为这几年地不准动了，现在有了这个，那就可以规划了。新华社18日发了一个通稿，有一个江苏省建设厅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讲到江苏省有4000万农民、10万平方公里土地， 24万个自然村，将来要归并到4万个村。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常熟市一个市100万的农村人口，5000-6000个村，他们要归并为125个村，那还是农村吗？但这样归并可以省出10万亩地，10万亩地在茂南就值几千亿？现在最怕的就是“刮风”，修马路、造房子、建新村。不光是建不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对农民又是一种新的剥夺。

    总之，坚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改革。改革不进行下去，不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不是自己积极来干，肯定干不好。如果让干部干，就会一团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让农民当家作主。

对两税合一的几点看法

李雨时

这场争论在外贸外资上的反映，是有人提出，外贸依存比较大、外资垄断市场等等。讨论最激烈的就是两税合一问题，这个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学界争论，已成为政府部门之间的争论。大家一直认为商务部反对合一。我这里作一个澄清，我参加过商务部的若干会议，从来没有谁反对过两税合一的建议。我个人的看法，两税合一这个命题本身，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对的，给各类企业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但要考虑几个问题。大家知道，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比如英美之间，不需要什么政策，因为它们的人文环境、投资环境，包括科技环境、法制环境都比较适当。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有优惠政策来吸收外国资本，这是一个看法。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中国需要不需要外资？一种判断是，中国现在外资存量已经6000多亿了，外汇储备快9000亿了，今年有可能上万亿，现在中国不需要外资了。如果不需要外资了，那么两税合一不会成为问题。

第二，怎么看待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如垄断也好，技术外溢效应不强也好，这些方面我不想争论。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好，对中国国民经济总体技术水平提高也好。大家看得很清楚，开放以来，凡是比较开放的部门都发展得比较快，比如家电、汽车是最典型的，我这有大量的数据。

第三，如果我们还需要外资，我们人均1000多美元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不能不靠优惠政策把外资吸引进来？如果命题是我们需要外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把外资吸引进来，两税合一等政策可以实行。目前中国还是需要外资的，因为外资不仅带来技术，关键是给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这个靠国企很难做到。没有这种外部推动力，中国市场经济形成是相当困难的。现在两税合一据说已经提上立法议程了，最快可能明年能通过。在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我希望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实际上现在外资所谓两税不合一，一个是特区，一个是开发区，所得税有15%、24%和33%的差别。就是说，在理论上，在全国的其他地区，两税已经合一了。部分地方政府有可能给予外资种种优惠，但理论上两税不合一的地方只是在特区和开发区，这是一个不很大的比重，区域上也不大。在两税基本合一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一些产业和一些部门，比如高新技术产业，是不是还要给一些优惠政策？优惠措施不一定体现在所得税上，比如进口关税等等。在所得税上也有区别对待的问题，比如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同样的条件，西部能吸引外资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不需要都可以取消。我的意思是，在两税合一的同时，还需要继续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或者国家优先发展的区域给一定的政策倾斜。如果全部取消了，恐怕有问题。因为现在外资的竞争相当激烈，周边国家、转型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美国等，对外资也是优惠的。美国最典型，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州，吸引来的外资如果解决了当地的就业，就会在州的所得税方面得到一定的优惠。

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中国需要不需要外资？第二，没有优惠政策就能把外资吸引进来？我们的投资环境能跟欧洲比吗？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需要外资，而且中国没有优惠政策恐怕很难吸引到外资。

张曙光教授的回应：

    刚才李雨时讲了关于所得税统一的问题，我不同意他的意见。第一个问题，中国目前还需要不需要外资？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需要。第二个问题，没有优惠，外资来不来？我说肯定会来。为什么呢？外资现在是争先恐后抢滩中国，优惠的问题并不是人家来的主要原因，如果因为担心外资不来而反对所得税统一，我认为恐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是错误的。我觉得第三个问题倒是重要的，即现在我们的优惠政策是弊还是利，也就是弊大还是利大？这是很清楚的。现在这样一个政策造成的扭曲，市场的扭曲，政府行为的扭曲，以至于其他人行为的扭曲，现在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不然的话，刚才大家讲的政府观念转变将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积极地推进所得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