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大的问题，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其实背后有一个结，什么结呢？我认为就是左和右的结。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正面来面对这个结。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想问题的基本方式，都是用两分法，左和右，再分配和市场，国家和民间等等，我们都是这样一系列的两分法。这两分法把它重叠起来，好像一端代表了旧体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旧体制走到新体制。现实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形成的。但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不平等问题。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个说不平等是市场造成的，一个说不平等是权力和再分配造成的。后来新制度主义出现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它最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不平等不是权力或市场固有的特征，而是看它的位置，任何社会都有权力再分配和市场，关键看谁是老大，老大那个肯定是推动不平等，老二肯定是弥补不平等，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再分配和市场的作用在中国走一顺了。在新制度主义那里，第一位的和第二位的经济整合机制，市场或者再分配，作用和方向一定是相反，一个造成不平等，一个来弥补不平等。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这两个东西走到一个方向去了，就像走路走一顺一样。本来胳膊和腿是两个方向，但走到一个方向了。所以，世行1997年报告当中讲，15年当中中国由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国家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这在世界还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化，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

这也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很多争论，包括一些经典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此消彼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说，现在在中国，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理论背后的那个基本假设可能有问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到一起了，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中，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有人认为，领导干部过去的权力是绝对的，市场情况下受到限制，所以受到利益损害。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过去的权力虽然很绝对，很强，但行使的场所和范围很少。现在市场出现了，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的机会和场所，所以这时候，这个权力就能卖出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从这个思路来看，由于权力和市场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过去的左和右的说法就有了很大问题。我过去一直讲三句话，现在加上第四句话。原来第一句是，现在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句话是这种结合是一种最愚蠢的结合，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中的精英，专门用右的社会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第三句话就是怎么办？很简单，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第四句话就是现在加上去的，现在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都在往左转。在这种情况下，把某种取向概括为左和右，把某个集团概括为左和右，可能太简单了。

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以后，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它涉及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选择是什么？它也涉及到我们应当或者不应当为什么付出代价。如果这两个东西不是结合在一起，又是好的东西，我们可以为它付出代价。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后，究竟是作为过渡的阶段还是定型化成为一个独特的体制，现在还不敢说。

假如按照过去的思路，我们可能是这样区分左右立场的：一方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市场，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权力干预市场，解决校正市场的问题；另一方，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权力，就要用市场尽量地去冲击权力。这是我们过去对立的一个基础，或者体现两个基本的思路。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已经结合起来了，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了。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需要如何对这两者各自进行规范，而且防止两者结合的问题。我想左右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这个基础是有关的。

第三个问题，城市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城市毕竟是社会的中心，我有一个判断，城市当中的问题，过去由于城市当中的改革和发展本身的逻辑所造成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已经基本走到了最高点。也就是说，包括改革本身造成的问题，包括它对弱势群体的一些伤害都已经走到了顶点，进一步走会朝好的方向走。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在去年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一个人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比如10年、20年，可能中国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向城市转移，或者城乡关系问题在城市当中定型。这样，我们可能面临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中国改革的三大盲点

李曙光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与社会形势来看，还是从老百姓与领导者心态来看，20多年前启动的改革、改革进程，与今天的改革比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的改革战略、改革路径、改革思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转变。因此，必然产生当前这场“还要不要改革”、“改革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反思改革，我认为现实中的改革有三大盲点。

一是“改革”本身的盲点，今天“改革”一词的涵义应该发生变化。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单向型的，主要是以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改革。政府给经济改革最大的自由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自由公开地讨论。但是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采取限制或者禁止的方式。我个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基本结束。这么多的经济学家，现在都在写法学方面的文章，讨论法律方面的问题，说明改革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到了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需要重新定义，不应再局限在经济领域。但是，现在的改革思维并未改变，我们社会的治理方式还是沿用以往的行政治国的方式。比如“十一五”规划制定的方式，依然采取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然后提交“两会”讨论，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样一种程序的严谨要求，目前只有《宪法》的制定能够相比。但是，“十一五”规划严格说来就是政策性宣言，没有对政府的具体指标要求，也不是可操作性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十一五”规划的起草、制订、实施、完成，没有相应的法律的问责制和可诉性的法律机制在其中。费这么大的劲，发动这么多人讨论，对地方政府影响这么大，搞出来的规划最后在实践当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何改变我们的改革思维与战略，把改革延伸到政府治理与其他领域，可能比改革本身更重要。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新阶段，新改革的定义，应该是强调法治化取向和非经济的改革。

    第二个是改革动力机制的盲点，就是群众权利贫困问题。因为权利贫困带来对改革动力机制的不足。过去的改革，很多人认为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实际上，中国28年的改革一直是自下而上的、以解决经济利益为主的改革，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底层。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农民工到下岗职工的利益诉求，都是从社会底层开始的。但是今天来自社会底层的改革动力机制失去了传导性，这是因为普通民众、群众的权利贫困问题已经成为现在最突出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现在中国已进入一个利益诉求与利益博弈的时代，但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并不是表面的经济利益的诉求，而是权利的诉求。权利的贫困已成为最大的贫困。改革不关注解决权利贫困问题，下一步改革就改不下去。

    权利贫困问题首先表现在目前对老百姓侵权行为发生的数量上，上访人数增加的数据统计可以佐证。据统计，1979年到1982年，全国老百姓上访的数量是2万起左右，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约3000万起，增加了1500倍，是不是我们的社会不稳定也增加了1500倍？虽然不能这样说，但是今天老百姓面临的权利贫困的现象确实是增加了，侵害甚至盘剥、践踏普通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大大增多了，和20多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其次表现在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普通民众合法权益受侵受损，目前只能通过网络、信访、上访，甚至在本地暴力抗争的办法来解决。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在激增，有许多是一般性的权益纠纷，竟然导致老百姓以命相搏、以命相抗，这说明普通民众利益诉求的正式表达渠道非常狭窄，权利的救济没有充分的、合法的途径。现在要解决权利贫困问题，重要的是建立群众维权与法律救济的新渠道。原来我们是靠市长、省长到总理的批示这样的行政方式，个案解决权利贫困问题。下一步要通过法治的方式、程序正义的方式、司法救济的渠道来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这就涉及到我们现在的司法改革、法院改革、提高法官素质等等。要解决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重要的是首先解决权利贫困问题。

第三是改革领导者的盲点，就是在什么样的改革平台上进一步推进改革、谁来主导改革？目前改革的平台主要在各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由于政府转型不到位，政府各部门权责关系不“对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关系不清晰，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界不明晰，政府还未转型到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容易演变为政府部门的权力“卡位”与地方利益的争夺。即便建立一个没有部门利益冲突的、综合性的改革设计领导部门，也不见得能解决目前改革中的政府部门 “卡位”问题。如果能把这样一种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争夺，引向一个公开、透明、各利益主体广泛参与的新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平台，改革的发动与深化才有可能。显然，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是制度的平台和立法机构，改革的下一步焦点是在立法和立法机构上。

今年立法的重点在制定物权法、国有资产法、破产法、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与修改预算法、刑法等。与以往立法大多是技术性立法（如公司法、证券法修改）不同，现在立法牵涉的都是有关市场经济基本秩序与各方的权力与权益。如物权法涉及如何看待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反垄断法涉及要不要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政垄断，预算法与国有资产法涉及如何构建公共财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企业所得税法涉及内资、外资两税并轨问题等等，都涉及权力与权利的重新界定与分配问题。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原有的行政部门为中心的改革平台来解决，而要通过利害相关方参与其中、经过反复博弈、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也不是法学家。学者在改革中的角色只是理性思考改革、传播改革观念、评判公共政策、提供决策咨询。在政府改革转型完成以后，政府将不再担当改革主导者的角色，因此，一个有高度职业伦理的、以律师、法官、会计师等为中坚的专业工作者阶层对于改革将是非常重要的。某种程度上，他们将决定改革政策的实施与实施的质量。中国社会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专业工作者阶层，改革会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改革才会真正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在改革中化解社会冲突

王小鲁

今天会上大家讲的最多的是关于改革的争论。现在社会上那么多人都参与进来讨论怎样评价改革，怎样评价市场化，怎样评价收入差距的扩大，怎样评价经济学中的所谓“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派”。但我认为我们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这场争论背后的东西，而不是这些命题和口号本身。不去分析它们背后的原因，这些问题是很难争论清楚的。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莫斯科老百姓打着斯大林像到红场上示威游行，是不是说明这些人都在维护旧的苏联的体制？是不是说明他们都是计划经济派？我觉得未必。大部分人只是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一般老百姓，为什么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今天这场争论背后的一个大背景，就是在改革中间我们遇到了一系列问题，而且有相当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争论的背后是利益冲突，社会冲突。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基本事实。

我们来看收入差距，按世界银行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在国际上也已经属于收入差距比较大的。但实际情况怎样？根据我们的初步分析，实际的收入差距大于数字告诉我们的状况。为什么？因为计算吉尼系数所依据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没有把真实的高收入状况反映出来。按照现有的调查，城市居民中，收入最高的10%的居民户，人均收入只有2.5万元。这个数字可靠吗？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和分析，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可靠的，远远低于真实情况。收入最高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真实收入状况没有通过统计数字反映出来。种种迹象说明，在这些没有反映出来的收入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灰色收入，是和腐败有关的收入。

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涉及到公共资源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管理。我们一年的财政支出占GDP的18%，还有不少公共资源不通过财政渠道分配。这些钱是通过政府的手花出去的。它是不是都花到有用的地方去了？现在看来，这些公共资源有相当大量的非正常漏出，这些漏出已经培养了不少富人。这些富人的收入和掌握的财富有多少靠正当的市场竞争、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得到的，有多少是靠黑箱操作、钱权交易，靠腐败，靠非正当的方式取得的？如果我们正视这些事实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普通老百姓中有那么大的怨气。一方面他们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下岗了，收入没有保证，看病看不起，付不起天价的医药费；或者是土地被征用了，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生活失去了来源；另一方面眼看着公共资源被挪用，被侵占；同时一些人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不知道他的钱是哪来的。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又可以用钱开路，影响政府行为，使之对自己有利。对这些情况，老百姓有怨气是正常的。他们可能搞不清这些问题应该算在市场化的帐上，算在腐败的帐上，还是算在制度不健全的帐上。你如果对他们说，这不是改革的错，不是市场化的错，这对他们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在改革以前并没有这么多腐败。关键是能不能在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关注收入差距问题，不能只看低收入这一头，还需要回过头来看看高收入这另一头，看看这部分的收入来源。需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国家现在的公共资源管理是一个什么状况，这就涉及到政府管理的公正、透明和有效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只把注意力放在政府拿出多少钱来帮助弱势群体，恐怕还是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如果漏洞不补，政府花的钱越多，漏掉的也越多。该帮助的没得到帮助，反而用纳税人的钱又造就了一批富人。

在低收入这一头的问题，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大家刚才讲了很多的，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在这些年的改革过程中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利益受到了损害。过去能看得起病的人，现在有很多人看不起病了。有些人是因病致贫。过去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只要考上了也能上大学，现在有些人上不起大学了。这些问题说明什么？为什么问题恰恰都出在像医疗、教育这些需要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经过改革，有些领域市场化了，形成了充分竞争的局面，像加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一般服务业，这些领域总的来说情况是好的，没有出大的问题。问题主要是出在和公共服务有关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