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长期聘下区内所有律师，使律师无法受理民告官官司，并让律师免费帮政府接待上访民众，确实很有创意。这种做法丝毫也没有违法。律师们，至少是其中一些人，可能对此十分反感，却也无计可施。因为他们跳不出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的手掌心。这一事件以一种极端的形态，揭示了当下律师群体面临的根本困境：缺乏独立性。

律师这个行当，自一诞生，就属于人们今天所说的“自由职业”。哪怕是古代中国的讼师，也是不归任何人管理的，他们是诉讼业务个体户。尤其是在最早形成现代法治制度的英格兰，律师群体从一开始就是自治的。律师不依附任何权力，它有自己的教育机构，即律师公会，这个公会完全是自治性管理的；公会向合格的法律学徒授予律师资格，不需要国王或者议会认可。

正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律师群体，构成了英格兰法治的支柱。不是说随便制定一些法律，政府依照法律管理社会，就是法治了。法治不是政府依法而治，而是法律进行统治。更具体而言，是法律统治政府，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就要求法律的执行过程具有独立性。首先，审理案件的法官具有独立性，其次，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同样具有独立性。只有这样，那些涉及政府侵权行为的案件才能够被独立的律师诉至法庭，并被独立的法官公正地审理。如果政府可以控制法官、控制律师，那受到政府权力侵害的民众就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救济，也就不存在法治。

法官、律师所构成的法律人共同体的独立性，乃是相对于政府、尤其是相对于行政权力而言的。不过，行政权力是分层的，一国之中，大大小小的政府有很多。从根本上说，法律人共同体应当享有针对各个政府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英国法治形成的早期历史中，法律人共同体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地方性、封建性权力的。法官和律师集中在伦敦的三大王室法院，即英格兰的中央法院，他们在这里办理全国各地的案件。享有这样的独立性，法官、律师根本不会担心地方政府或封建领主的权力。他们能够公正地执行普通法，把国王的正义输送给每个英格兰人。

这样的历史经验值得重视。司法独立、法律人独立不可能凭空产生，民众对于正义的强烈需求，固然是其产生、发育的根本动力，但惟有在诸种权力的平衡之中，这两者才有成长的现实空间。如通辽科尔沁区那样，在当下中国，律师独立性所面临的现实最大障碍，似乎正是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倾向。至于法官之缺乏独立性，同样更多的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们只要具有职业责任意识，其实是有办法走出这种困境的。比如，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律师行业进行跨地区的兼并重组，从而形成全国性律师事务所。这些事务所的总部设立在大城市，但在全国范围内承接案件，尤其是有意识地承接那些以地方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假如国内有若干个这样的全国性律师事务所，那就可以极大地削弱地方政府对司法过程的干预，使得那些在小地方遭受政府侵权的当事人，至少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力量强大到不惧怕地方政府的律师。

事实上，近些年来，很多以地方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不管是政府作为被告还是原告，当事人通常都会聘请一些大城市的律师作为代理人。本地律师通常惹不起当地政府，不敢承接这类案件。异地律师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能比较独立地向当事人提供公正的法律服务。异地律师的这种独立地位，对身为一方当事人的地方政府也是一个教训，迫使他们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法律，平等地对待当事人。而这，就是法治的萌芽。

这样的经验很有意义。具有法律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律师，当能从这一经验中获得很多启发。通过经营体制的某种变革，这种异地代理的个别做法是可以变成常态的制度安排的。目前的律师事务所普遍比较弱小，尤其是越到地方层面，事务所越弱小。他们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容易被当地收买或恐吓，自然难以独立地向当事人提供公正的法律服务。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一批力量强大、网络广泛的律师事务所，乃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

看到律师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诸多现象，人们总是习惯性呼吁政府及其官员尊重律师。然而，法治的本来宗旨就是驯服权力，律师就是法治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则律师自当居于主动地位，如孔夫子所说“当仁而不让”———法治就是最大的仁。那么，有没有北京、广州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公开表示，成立专门小组承接通辽拆迁户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