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披露，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购入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1.6%的股份，价值约为18亿欧元（折合28亿美元）。联系到外管局已经购入了澳大利亚3家商业银行的少数股份，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中投公司成立以来，外管局明显加快了高收益产品投资的步伐。至少在境外股权投资方面，外管局和中投公司已经形成了竞争关系。
外管局的传统角色是将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于低收益、高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国际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以保证我国外汇储备能够满足应付出口、偿还外债、维持汇率稳定和防范投机性冲击。然而，随着外汇储备的累积超过了以任何方法计算的适度规模，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和风险日益凸显。其一，传统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很低；其二，外汇储备大约70％以美元计价，美元贬值将会造成资产国际购买力缩水；其三，外汇储备的累积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并存之局面。因此，中国政府急需调整经济结构和外资外贸政策以降低新增外汇储备，而外管局则承担着提高现有外汇储备收益率的巨大压力。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的不利背景下，外管局涉及股权投资和另类投资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对于中投公司而言，外管局实则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首先，两者资金规模相差悬殊，中投公司可用于海外投资的资金不过600－700亿美元，而这仅仅是外管局一个月的储备增加额；其次，外管局有着多年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经验，以及从事固定收益证券投资的优秀人才，而中投公司的海外人才招募过程还尚未结束；再次，尽管中投公司宣称自己是一家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基金，然而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中投公司在外国政府和投资者眼里依然是一家政治色彩很强的主权投资机构。
中投公司在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包括：第一，中投公司的身份是尴尬的、定位是模糊的。我们不知道中投公司究竟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诸如新加坡的GIC），还是一家利用自有资本投资的主权机构（例如俄罗斯的稳定基金）。认为中投公司的初始资本金是为2000亿美元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家公司会为自己的资本金还本付息，公司只为自己的债务偿付利息。既然中投公司要为1.55万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偿还利息，那么这2000亿美元就只能是中投的负债，而财政部也并非中投的股东。
第二，中投公司收购中央汇金的做法可谓“得不偿失”。地球人都知道，汇金之所以成立，是国家要利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推动其股份制改造与海外上市进程。汇金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自然在上市后能够获得巨额利润。正因为如此，汇金绝非一家市场化运营的机构。中投公司为了利用汇金公司的高收益来补贴自己的海外投资，而将汇金公司纳入麾下，却又向外界宣称自己是一家完全市场化运营的机构，这本身就不合逻辑。中投公司的最佳定位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财务投资者，但汇金绝对是政治色彩浓厚的战略投资者，二者是很难相容的。
第三，中投公司的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目前中投的绝大多数高管均为行政官员，他们的待遇很难完全市场化，从而造成中投很难用完全市场化的薪酬去招募一流的基金经理。中投能否对基金经理充分授权也值得怀疑；其二，目前美国财政部已经与新加坡GIC、阿联酋ADIA达成了关于主权财富基金良好行为准则的框架性协议。遗憾的是，中投公司并未积极参与良好行为准则的制订过程。
次级债危机造成全球资本市场价值重估、华尔街金融机构亏损惨重，客观上为中投公司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契机。然而，机遇背后也蕴涵了挑战。首先，次债危机仍处于扩展和深化的过程中，这就对中投公司投资对象的选择以及投资时机的把握制造了难度。投资过早，则市场底部未到，投资容易发生账面亏损。投资过晚，则市场底部已过，东道国政府抵制情绪上升，投资的时间之窗被无情关闭。从华尔街金融机构新近披露的资产减记来看，投资于摩根士丹利和瑞信，要比投资于花旗、瑞银和美林更具眼光。
其次，美国政府对主权财富基金股权投资的监管可能趋于严格。美国国内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态度存在分歧，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态度相对友好，而美国国会的态度相对严苛。美国监管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于华尔街金融机构的现有监管框架是通过美联储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实施，审批门槛是持股超过10％。迄今为止，所有主权财富基金对美金融机构的投资都刻意规避了上述门槛。然而，最近美国众议院已经敦促财政部修改规则，欲将审批门槛显著降低。
最后，中投公司的海外投资还面临着来自外管局、国开行、社保基金以及国有垄断企业的竞争。虽然上述诸方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竞争，但试想一下，如果中投公司海外投资的业绩，居然低于安全性至上的社保基金海外投资的业绩，那么以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为已任的中投公司，当然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乃至批评。
中投公司应如何克服“先天不足”呢？第一，中投公司应明确自身定位。中投应该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本身不存在还本付息压力，而是收取管理费和成功报酬；第二，中投公司应实施单一投资策略。中投应该与汇金分立，前者应实施海外组合投资战略，定位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者；第三，要尽快把中投变成一家真正市场化的投资机构，增加高管中专业人士的比重，实施真正市场化的薪酬水平，给基金经理真正放权；第四，建立良好、透明的治理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一级市场投资必须完全透明，而二级市场投资则可以保守秘密。
中投公司应如何应对外部挑战呢？首先，中投公司应该更多地采取与国际机构投资者合作投资的策略，不妨先做一个被动投资的跟投者，在跟投的过程中防范风险，积累经验，同时也可缓解东道国的抵触情绪；其次，积极参与良好行为准则的制订，同时利用积极的信息披露和恰当的公关活动来改善中投的国际形象；最后，中国政府应统筹考虑主权机构的海外投资。中投公司、外管局、社保基金、国开行、国有垄断企业等，应该组成不同层次、各有侧重的海外投资团队，形成良性互动的竞争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