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过冬，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增速放慢脚步。贸易方面，受美国金融市场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影响出口增速放慢，受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进口快速上升。进出口增速变化的综合作用下，第二季度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下降12%，这构成了上半年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投资方面，电力、热力、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相关投资增速下降，房地产投资虽然名义增速还在高位，但新开工面积增速的明显下降说明房地产投资开始调整。第二季度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27%，剔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真实投资增速持续下降至13%，低于过去多年的真实投资增速。消费方面还算平稳，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22.2%，实际增长率13.6%，汽车和住房相关消费增长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经济出现明显减速的同时，物价水平还在高位。受肉禽类价格下降的影响，消费价格指数（CPI）2季度达到7.8%，低于1季度的8%，但这丝毫也不让人感到欣慰，比CPI覆盖商品范围更广的GDP缩减指数还在加速上涨，工业品价格指数（PPI）和剔除食品价格影响后的核心CPI也都在加速上涨。通胀形势并不乐观，CPI面临着上游产品向最终消费品价格传递的危险，有再次反弹的可能。

经济减速和通胀的同时出现让宏观经济决策变得更加困难，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是：高油价面前，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滞胀？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尽早放松？货币、财政、外贸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上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有利于同时实现保增长和减通胀的目标？

滞胀理论回顾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Lain Macloed在1965年议会上的发言中最早使用了“滞胀”一词，指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在一段时期内并存的局面。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不承认“滞胀”存在的可能，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总是相互替代。60年代英国和70年代美国的残酷滞胀现实让英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放弃执著，重新反思滞胀背后的真正原因。大家对产生滞胀原因的共识是经济中的供给方遭受了负面冲击，比如石油或者其他关键投入品的短缺，突然大幅度的增加税收，或者是足以让产出减少的严格价格管制。这些冲击会让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结果是更低的产出和更高的通胀。石油价格上涨被认为是造成70年发达国家滞胀的主要原因。

滞胀问题的最新的研究认为，虽然进口石油价格上涨会给供给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大可小。美国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和加利回顾了70年代以来四次最突出的石油价格上涨（1973-1974，1979-1980，1999-2000和2002-2005）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四次价格上涨幅度类似，最大涨幅基本都在100%左右，但是与油价上涨相对应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表现。前两次石油价格冲击带来的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而后两次我们几乎看不到高油价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带来什么显著的影响。

为什么同样的冲击却带来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影响？两位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后两个时期与前两个时期相比出现了三个显著的变化。首先是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 第二是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这意味着油价上升后企业可以降低工资，进而保全高产出和低物价；第三是货币政策在维护物价水平稳定上更有信誉，这意味着货币当局不必把利率提的很高就足于让人们相信通胀可到控制，减少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挽救了利润和产出。

高油价是否将中国经济拖入滞胀

结合上面的分析，可以把石油上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冲击幅度，这取决于进口原油价格上涨幅度以及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第二层次是国民经济消化油价冲击的能力，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劳动力市场弹性和货币政策守护低通胀的信誉。结合中国情况将两类因素逐个分析，结论是喜忧参半。从进口油价上涨幅度看，2008年6月中国进口原油的上涨同比增幅81%，是近十年来的高点，仅低于2000年初的增幅。从石油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看，2007年每创造1美元的增加值，中国需要耗费0.11公斤原油，美国是0.068公斤，欧盟是0.041公斤，全球平均是0.072公斤。即便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有一定低估并对上面数字进行20-30%的调整，中国的情况依旧不乐观。劳动力市场方面，中国虽然没有成熟的工会组织和严厉的工资纪律保障，农民工和非国有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充分的弹性，但是占据总体工资较大比重的国有垄断行业工资具有很强的刚性。很难对劳动力市场总体弹性形成明确的判断。值得欣慰的是货币当局较早采取了措施遏止通胀措施，至少目前通胀预期没有严重恶化，这意味着货币当局不必进一步大幅度加大紧缩力度，企业资金成本不会面临进一步的大幅上升。综合以上因素，能够明确的是高油价给通胀和经济增长率的冲击不容忽视，但是究竟幅度有多大还难以定论。

历史的经验能给我们增添一些信心。2000年1月，中国进口原油价格同比增速曾经达到111%，此后一年的经济增长季度速度平均8.8%，一年月度平均消费者价格增幅0.47%，月度平均工业品价格增幅2.7%。还有，当时（2000年）每产生1个美元的GDP需要耗费0.186公斤原油。这些数据说明，即便在较目前情况更严重的高油价和高石油消费/GDP比率双重压力下，中国对高价油具有较强的消化能力，前提是允许牺牲小幅度的经济增长以确保通胀稳定在低位。

防范出现滞胀的关键是将遏止通胀放在首要目标

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油价，没有办法改变油价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很难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为了防止出现滞胀局面，宏观当局能做的是主要是货币政策。回顾70年代滞胀教训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家普遍强调货币政策信誉在遏制“滞胀”局面的积极作用。如果货币政策没有及时充分紧缩，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会是工资、利率的轮番上升，通胀会进入螺旋式上升，利率不得不升的更高，经济增长也不得不损失更多。如果措施及时，制止了严重的通胀预期，货币政策不至于被迫过渡紧缩，滞胀局面就能被大大缓解。

中国也正在面临同样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还远没有看到通胀将在低位稳定，一方面来自企业、地方政府、学界等各方面的声音呼吁尽早放松货币紧缩政策。过早放松货币紧缩政策，PPI 向CPI的传导通道就此打开，通胀局面必将更加严峻。接下来发生的可能是与70年代滞胀非常类似的一幕，不断恶化的通胀预期，不得不提高的名义工资和利率，最终得到的是更糟糕的通胀与经济增长率组合。

宏观调控进入关键考验期

经济增速从去年的接近12%下降到今年的10%左右，虽然是从经济过热到经济正常化的回调，但调整幅度很大，其中的过程会非常艰难，对社会各界都将构成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个过程对于企业，意味着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和高能耗的企业要被淘汰出局；对于劳动者，意味着工资增度减缓甚至是短期内的结构性失业；对于地方政府，意味着企业的更多抱怨和财政税收增幅减缓。

很少有人能从经济紧缩过程中得利，因为当前痛苦的调整过程正是偿还上一个经济过热时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宏观管理当局正在面临关键考验期，在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经历的选择面前，宏观管理当局必须顶住压力，尽早调整，而不是把问题延后。如果因为短期内的阵痛提早放弃了必需的调控，下面将要迎接的将是更痛苦，而且是完全被迫的调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损失也会更加严重。

除了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积极运用汇率、财政以及外贸等方面的政策将会更有利于促进保增长和降通胀的双重目标。人民币汇率的积极调整将有利于减少国内需求，同时减少进口原油价格上涨引起的国内成本上升；财政上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补贴和再就业培训会让结构性失业带来的问题减缓；外贸方面降低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同样有利于缓解能源供给紧张局面。这些政策不仅在短期内有利于保增长和降通胀的目标，从中长期看也非常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