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谈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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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小敏     
    我是老三届五零年生的，属虎，文革中在工厂基层干了十年，然后七七年第一届大学生恢复高考，毕业以后，在经济日报做了一年经济理论的工作，八三年调到，当时叫国家体改委，然后九零年，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应该说将近二十多年时间，在经济改革领域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不能够说我是研究者，我可能算一个观察者，因为中国这个改革，它不是谁提前研究出来的，它越来越是一个历史自身的运动，二十几年的过程，一开始打倒四人帮，七六年到七八年，来确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过程，大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转 折不能够象我们后来讲的，是一个渐进式的，是突变式的，这个改革是在路线的层级上，根本的调转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由于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突破，才给后来二十多年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开辟了一个空间，后来在二十多，年经济渐进式改革，在我看来，原来不是有一句话，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应该说二十多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致上是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指针，是受到贯彻的，结果就比较好的吻合了，提高老百姓生活的总方向，应该说这个效果比较明显的，还是在改革启动的前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就，明显了当然九十年代，有九十年代的任务。
　　
　　这个临界点是这么考虑的，在中国我们有个很深的体会，毛主席原来讲过，小道理归中道理管中道理归大道理管，中国很多的突破，你看在哪层道理上，大道理在中国来说是一种理念，我们的改革首先是从理念上突破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不问姓社 姓资，从传统的僵化思想中挣脱出来。这个中道理是体制，我觉得我们国家，最近两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WTO，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要和世界经济体制接轨，但始终没挂上，进入这二十年，在两三年前 ，好象到底挂和不挂，这个争论还很厉害，还不一定，我们现在终于进去了，这个WTO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这要求我们按照世界的规则来办事情，而世界规则背后，有一整套的理念体系，公平 国民待遇 透明度，这些我们必须逐渐的遵守，学会这些东西，第二件事我觉得是，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我们感觉七一讲话，是执政党基础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一个举措，联系到2001年国家领导人，都去到浙江南部温台一带，去观察 去考察当地的民营经济，现在如果从广义的民营经济来理解，现在已经成了广泛的，经济发展改革的统一战线，大概能占到我们现在经济生活的70到80，领导人去那儿看
　　典型的民有民营经济，然后修宪保护私有经济，然后提出要重新认识我们的，社会结构问题，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执政党的这种理论，有利于把现在叫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跟我们原来得伟大胜利的，新民主主义，甚至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这个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可以有利于它贯穿起来理解，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改革，不过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必须要走的长期没能走的一步，所以它这个突破是很必要的，我们希望还能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应该说加入WTO以后，会对我们国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这个国家这二十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本身的形势，本身的目标和动力结构，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应该说八十年代，我们的改革，自下而上的呼应，自下而上来推动这个课题比较明显，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我们改革呈现出这么一个特征，实际上是开放拉着改革走，开放推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经济推动社会政治，这个地方促进中央，然后中央在适当的时候给予追认，十五大是对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承认，现在对民营经济的承认，都是事后给一个追认，但也很好，但是80年代不一样，到了90年代这七八年以来，开放已经成为，引起我们变化的第一动力，现在WT0了，把这种动力，进一步牢固的凝结在一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中国人对外的承诺，还是非常守信用的，你承诺人家那一整套规则，是不得了的事情，应该说WTO主要是挑战政府的，所以随着这两年，，大家看到我们中国的上半截，差不多成了一个论坛中国了，大大小小的论坛，现在我们晋城市也有论坛了，我们下半截是个行为中国，很多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只干不说的，我们现在多少论坛，从未开过这么大的论坛，到国奥 到省部各种各样的论坛，多数跟开放跟外国的标准，连在一块来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要小看，中国的事情古话叫作，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好的理论、好的言论、 好的议论也是生产力，不得了的事，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很多很多的干部，我们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会越来越理解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做，本身这个论坛热，论坛中国就是WTO带来的，对我们改革来讲，会意味着我们整个改革的，思维方式和推进方式，要来一个大的变化，过去我们有一点摸着石头过河，强调自己的的特殊国情，强调的有一点过分了，我们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经常有一些东西没有配套的，干一个事情可能干失败了，不行我们再来，开放不一样了，人家把目标标准设定了时间设定了，告诉你你是往那个方向走的，已经给你设定了，比如说金融改革，我们老说金融改革，我们可以拖五年，嘴上说着改 实际上不改，五年之后 ，你不改外国人进来了，你不改行不行，所以我们现在改革，包括我们的经济改革 社会发展，政治改革慢慢要求我们也要有一个清晰的框架，我们虽然国内各个省市的差别很大，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目标，统一规则，各个不同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情况，可以分步到达，这种方法，会被被逐渐的认可和使用，我想在理念上方法上，都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十五,十五规划关于发展,提出了大概七八个发展战略,比如科教兴国可持续,西部开发走出去,都快成顺口溜了,还有城镇化 信息化 人才战略,所以我们讲三个创新,理论创新 体制创新 科技创新,如果这些东西不能落实到,战略创新上去,那也很难把我们国家大多数的干部,和老百姓的力量相对的凝聚在一个方向,形成一个合力,你提的这个问题挺深刻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时间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发展方面的问题,是前二十年没有过的,比如说我们讲社会保障,对整个中国人的安全,社会保障是一个大的体系建设,比如说可持续发展里环保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越提越严重了,其中对中国 特别是北方,特别是山西的北方水的问题是大问题,比如说城镇化的问题可能在未来当中,我们也有一亿到两亿,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农民兄弟要进城里去,全世界没有过这样的实例,一二十年里,几亿农民进城了,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大的规模上，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城镇做好，大中小城市 都市圈，城市网盖 包括城市管理能做好，现在这些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原市体改委主任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炜/现在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央和省级可能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现在正在按照中央和省里的要求，加快推进市县乡这三级的机构改革，石先生能不能就这一轮的机构改革，做一些评价或者说，我们除了按照中央和省里的要求，完成精减机构，完成精减人员的任务以外，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应抓住什么东西？
　　
　　石小敏/刚才主持人问我为什么到临界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就是改革已经从以改革企业为主，转到改革政府自身，这几年我们最深刻难度最大的改革，往往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其中就包括王主任讲的机构改革，从八十年代我们国家搞机构改革好几次了，应该说前几次改革都不成功，本届政府这次机构改革，应该说动作最大，我想有几个方面，可能他是做的比较突出的，因为他把企业的很多主管部门，整个撤了，这个过去没有过，这样实际上适应了现在企业改革，大量的国有中小企业，已经改制为民营经济，然后垄断的行业已经被收到，国有的中央办公厅委，现在这个主管部门实际上不存在了，这个切掉呢使得政府，不但要把企业市场搞经济的权利，有利于把他落实到企业，更重要的现在已经存在另一个动向，很多政府过去的权力，要把他交换成中介，就是我们的行业协会，但是我觉得不足的问题，首先是机构改革还是单打一，单打一感觉他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减兵很多减官很少，兵少官多，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干部，作为我们有点知识的年轻的干部，要给他提供新的创业的空间，把这个经验跟这个东西结合起来，才能成功，那么这个空间在哪呢，这个空间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打破各种各样的垄断行业，或者政府管制比较多的领域，现在最明显的象
　　文化传媒教育医疗公共服务部门，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扩展，把它变成一个产业让他们去扩展，这个问题很有意义。
　　
　　富晋精密模具（晋城）公司 闫玉喜/，也是好问题呀，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前几年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抓大放小，抓大放小从改革的角度是对的，就是反正大的企业你舍不得放，就抓上去了，现在有170个集团抓上去了，那很多中小国有企业，就可以让它民营化，但是真正对企业讲，国际上通行的是，如果企业都是市场经济，它应该是放大扶小，政府应该扶持中小企业，大的企业，它力量比较强，它自己去拼搏去，本届政府的经贸委，成立的时候添了一个中小企业司，中小企业司四年多主要的任务，就是搞一部中小企业法，到现在这个法还没出来，里面有许多配套的，怎么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好象应该今年出来了吧。
　　
　　发展导报记者 一鸣/石先生您好，我是发展导报的记者 一鸣，随着入世以后，世界各国经济的竞争，越来越演变成人才的竞争，而造就人才培养人才的关键，也就在于教育问题，但是咱们国家的教育现状，很不令人乐观，请问咱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教育体制的改革。
　　
　　应该说我们的教育没有真正改革过，做了一点调整，包括现在有些地方，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但是真正的教育改革，我想还没有开始，原来教育界有一个思想，就是文革中否定教育，是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批评的过头了，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对这段公案做了平反，肯定了十七年的教育，结果我们教育界，觉得自己好象就是好的了，肯定了你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不与时俱进。
　　
　　你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使我们的教育，教学方方面面都要跟上这个要求，现在我觉得大家对教育的批评，也是越来越多了，不光它的收费，我们现在很多急需的教育，它提供不了，然后收费又高了，结果使得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外流，有很多沿海高收入的家庭，从中学就把孩子往外送，甭说大学往外送，这对我们国家是一个批评式的，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办了各种各样的研讨班，利用美国三流大学的文凭办研讨班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对大学发文凭证书，实行高度的计划，指令性管理的一种批评，也是一种批评，教育改革我觉得确实是迫在眉睫，不但是经济成长的要求，不但是社会公正的要求，也是下一步中国整个，经济上台阶，加大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根本要求，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需要大家来呼吁。
　　
　　市煤炭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卢建国/我想请教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入世之后，就目前我们国家煤炭出口的管理体制，我们国家具有专营性的出口，只有四家，据经济日报透露，近期内要取缔，原来国务的那种规定，由煤矿直接对国际市场，如果取缔之后，就我们晋城来说，煤炭作为支柱产业，在管理方面，请问一下石先生，给我们提供或者指导一下思路。
　　
　　石小敏/煤矿这种大宗的进出口，过去都是国家垄断的，我说一些话，也许有点批评，国家大宗进出口这种体制非常坏，包括我们农产品大量的进出口，化肥 农药的大量进出口，包括我们的石油，我们在可比 范围里，民营企业 三资企业的进出口，跟国有的进出口公司做比较，效率上一般来说，在可比的情况下，都得差五到十倍，常常是不可比 是无穷大，我们很多国有进出口公司实际上这么多年它的主要一个本事，就是贵买贱卖，从整个的进出口来看，取消国家垄断绝对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益也提高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从八二年中期以来，人民币的汇率，一直在下滑 一直在贬值，为什么从九四年九五年以后，它就稳住了呢，我们现在看人民币开始在升值，这个势头越来越明显了，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出口的主力，60% 70%是国有外贸公司，现在已经转化成，国有外贸公司占到不足30%，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占了70%以上了，所以它的出口换汇成本，竞争力上去了，这是根本的，所以我想从一般观念上来讲，打破这种垄断 完全放开，对我们煤炭整个产业的进出口，会有一个良性的调整，但是谁能抓住这个机遇呢，我们晋城是不是，有自己的民营进出口公司，我们山西的进出口公司，国有的部分改制改的比较好，能把内在的机制改过来，变成了市场有效率的公司，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知道，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打破这种国有垄断，可能也是WTO的一种要求，也是必须的，我们所有的现在这些国有的，还一定占在垄断领域的，一定要把自己的着眼点，改进工作的着眼点，从现在起就对准五年以后，我们才能够掌握主动权，否则一定是被动的，所以我为那位厂长讲的，现在我对国有企业怎么看呢？已经死去的东西，再救也没有办法了，现在还有点力量的，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了，我们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厂长经理不要等，改革的理论方向基本已经明确了，背水一战，如果这两年的机会你抓不住，那就可能不行了，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原市体改委副主任 卢海建/我想提的第一问题，你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怎样走，是怎么看呢，第二个作为我们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象我们晋城处在太行山上，这么封闭的地区，如何实现城镇化，对城镇化的这个感觉，真正城镇化是创造新的非农就业机会，这是实质，而不是建多少马路，搞多少宾馆 搞多少形象工程，现在有些地方的领导，这方面搞的有点过了，大家的批评越来越多，说把上海建的比纽约还好，中国这么大，有一两个这样的地方作为窗口，是可以的，如果所有的大城市都这样干，从外观上，加大的国内的城乡差距，贫困差距的感觉，其实可能并不好，效益也不一定好，所有的大街的人行道都铺上大理石，是不是就好，我想真正的城镇化是非农就业，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增大的非农就业，这个机会在哪，这个机会在那个地方聚集起来，就是城镇化了，一定要抓住这个，一个市长，一个省长，如果能抓住这个，那就不得了了。
　　
　　市凤凰织品公司工会主席 郭新顺/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来改革去改到现在，效果非常不明显，我想问石先生，你对企业的改革成果如何评价，是不是认为国有企业改来改去，没有什么好办法 干脆放弃它，第二问你对企业的发展前途有何展望？
　　
　　石小敏/就国家企业没有走出路子，我觉得我很同情你，大概我们的总理私下里也同情你的说法，因为国有企业改革，说到底光改企业不改政府是改不动的，但是我们看到另一点，就是说叫作化作红泥更护花，这个化作红泥更护花是两个含义，一个就是我们关于国有企业所有的讨论，无论从政策到体制到理念，包括先进的管理机构和方式的讨论，后来被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被我们的真正已经跨出一步的，国有民营企业，充分的利用了，这叫作无心插柳柳成阴，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去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管理水平的，管理素质的 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包括技能工人，其中有相当一块，后来也转型到社会民营经济中去了，这也是个贡献，大量的国有企业，它后来现在不行了，不行了就作为一种破产的企业，坏帐的企业 处理掉了，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代价，我们感觉这个代价可能过高了点，但是我们怎么说呢，这是个历史，你把它抱怨成哪个领导人，哪个部长哪个理论家，谁都不能单独承担这种批评，这是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