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5年回首（二）

 

　　改革成就令人瞩目
　　25年的改革，中国由大一统的计划统制经济转变到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配置资源并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与领域不断增大。
　　有人估计，广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已占到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70%～80%；近几年来，由于民营经济取代传统国有经济成为出口的主力，人民币汇率经过十几年的不断贬值后开始显示坚挺走强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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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部非传统农业部门的就业总人数中，在政府行政事业机构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人数比重已下降到1/5；
　　政府的新投资已基本从竞争性部门撤出，重点转向重大基础设施、环雹城镇公用事业、教育、社会养老、医疗保障等方面来了。另一方面，政府仍然保留了对整个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手段。
　　新的社会阶层逐步生成。大约有2亿农民成为相对稳定的非农就业者。据中国社科院学者的一份调研报告，从所从事的职业这一角度观察，中国正在形成10个社会阶层，其中政府与社会管理工作者、企业家阶层、各种专业人士以及私营业主，正在成为社会各阶层中主导性力量。
　　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的经济、文化，观念、消费方式等日益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快速变革使得社会心理观念上存有明显差异的“代际”时间缩短，大约是10年一代人。越是年轻人，越是适应新的经济、新的职业、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消费与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进入社会，不断扩大和充实着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
　　由于改革开放，整个国家的微观、中观层面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得以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食品与一般消费品方面的短缺现象成为了历史。住房、教育、旅游、通信、保健、体育文化娱乐，家庭汽车正在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问题溢出经济领域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从邓小平同志退休、病逝到十五大召开，作为一个过渡性时段，联结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改革时期。今后的5～10年或10～20年，可能成为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新的改革时期。与前一个时期相比，新时期改革所能凭借的历史依据、所需面对的国内外各种主客观条件、所要解决的由历史本身提出的各种挑战和任务，都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比较和经验去想像一下新时期改革可能展示的特点，是一件有风险而又刺激的事情。
　　追溯百年来中国人探索与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不难发现，时至今日，民权培育的问题逐渐凸显。现实生活中个人的择业权、迁徙权、出国权，消费自主权，企业的自主权，各级地方政府一部分自主管理的事权，对外经贸领域中争取普惠平等权益及实行国民待遇，以及当前国内正在蓬勃推进的所有制与产权方面的变革等等，其实都蕴含着丰富的民权内涵，只不过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罢了。削抑特权，转变人治，奖掖平等均富，走向法治社会，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大潮流。与此相应，整修社会不仅要求加快改革以实行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将越来越迫切地呼唤加快改革，以便实现一个更加符合法治效能与民意的现代政府体制。
　　在未来的10～20年内，中国所面对的最为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是：
　　创造1亿～2亿新的非农就业岗位，其中大半是为进城农民提供的。相伴随的是特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网带的复杂的管理问题；
　　覆盖全国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落后地区真正落实九年义务制教育；为此要建立一整套高效有力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与调剂体系，把贫富差距约束在经济良性循环与社会公正所要求的限度内；
　　环境保护、国土整治与水资源的调配与节约洁净利用；初步扭转自然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势头；
　　避免财政、金融危机，使传统体制转型中形成的财政金融性成本得以逐步消化吸收；为此要坚决而稳妥地改革国有银行体制和构造一个好的资本市场；
　　重建社会信用体系，培育契约精神与职业道德。
　　以往渐进式改革的内在矛盾总是表现为从未间断过的争论“不争论”的表面状态要靠权威力量来维持。实际上，每一次较大的争论之后，便有经济改革目标的一次有限的提升。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今天的正式认可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各种有生命力的混合经济形式为主要方向的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每一次较大的争论都带有布坎南所说的“立宪性层次”问题的味道，最高层面对这种问题的争论，一般都要运用力(量)、(道)理、利(益)的手段来处理，但较多地是靠“力”上的优势、辅之以“理”、“利”的手段来解决的，并且十分注意把争论及其结果，严格约束在经济改革领域，防止冲击到其他方面。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的讨论将会溢出纯经济领域，浸漫到教育、科技、行政、文化乃至政治领域，解决问题更多地要靠以综合实力为后盾的多种社会力量的充分博弈，要靠合理地调节权、责、利关系，以理服人来解决。能否以一种适度超越、平和的心态，因势利导地将各种社会争论引向改革和新制度建设工作上去，便成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否继续走下去，走到底的关键。
　　换言之，中国能否大胆借鉴25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更加果敢地放手允许社会在更多领域的改革实验与探索，并且按照与经济发展联结紧密与否的顺序，逐次展开；能否通过努力提高最薄弱环节的社会承受力，从而把这种争论与实验约束在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承受力范围内，并通过一种新的改革、发展与制度建设，培育起新的权威基础与法治秩序，将成为今后世人热切关注的焦点。
　　其实，在经济改革的带动下，25年来，许多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有了或大或小的进展，但是由于这些领域的改革多是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名义展开的，在思考解决自身的相对独立领域的整体性体制问题时，便难免有所偏侧，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则拖下来了。比如，我们已经鲜明地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号召，相应地，是否也要提出通过改革加快建设一个现代教育体制与现代科技体制？再比如，25年来，几次精简政府机构的结果都很不理想，是否与缺乏一个建设现代政府体制的明确的总目标及逐步试验的改革设计有关？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改革了25年，积累了整整一代人的实践与经验，而对于现代化和民族富强的追求则不弃不休，持续了一百余年。不管今后情势如何，这一进程都无法逆转“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成功，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全部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