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先生所著《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最近这两年在海内外被炒得火热，有评论说，这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更有评论者认为，它是“一部注定将成为解读转型期中国的问题和前景的传世之作。”

由于近年也来关注和研究农村问题，在朋友的大力推荐下，很少啃大部头书的我，也认真地拜读了全书。客观地说，作者对黄河边河南农村为时半年的调查与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内地农村、农民及农业的真实面貌。而作者白描式、日记体的写作手法，也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既有与农村干部就基层政权和治理的具体讨论，也有在很多农户进行的深入家计调查和访谈。该书不仅具有很大的信息量，而且其写作手法也颇有吸引力。在阅读本书的同时，读者好象跟随作者一起进行了一次内容丰富、但并不轻松的当代中国农村之旅。相比于一些空对空的学术文章，或八股式的著作，这本书引起人们的偏爱，并在出版后多次再版，形成一定的轰动效应，我想自然有其内在的道理。

换个角度看，本书引起的巨大反响，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这些在摩登生活中、眼睛盯着现代生活和消费模式的城市人群，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实在是太缺乏了解，也太缺乏关注了！在农村收入停滞、城乡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农民负担沉重、地方腐败盛行，甚至可能影响整个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顺利转型的今天，无法否认这本书出版所具有的积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黄河边的中国》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好话多说无益。批评开始。 读完本书之后，一个总的感觉是，从严格的学术角度看看，这本书还是有相当多的不尽人意之处。就我看来，在对很多重大问题的分析上，作者并没有涉及到本质，往往是试图一下子列举所有的问题的所有方面，而又给出各种不同角度的回答，从而显得缺乏逻辑性和理论性。篇幅所限，仅就乡村民主建设和农民合作组织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为例，进行一个简短的评论。

关于乡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问题，曹锦清的判断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动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这里且不说到底哪些人应该算“激进知识分子”， 以及“民主”是否仅仅应该算是“西方政治概念”这类容易引起价值判断争议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经常在我与别人的讨论出现、并时时觉得无法交流，甚至感到厌恶），就从中国农村那些基层民主建设已经取得显著进展的地区来看，情况显然不是作者所说的“虽然开大会、选举，定章程这套现代民主程序也输入到乡村，但村民依然无力按照现代民主程序自发地形成超家庭的各种集体合作形式”。

作者的这种说法之所以似是而非，在于一些地区乡村民主建设的滞后，显然并不是一个农民有没有能力代表自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对农民对民主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民主供给不足的问题。之所以中国的农村会出现民主供给的不足，也不仅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在于地方政府必须要完成上级政府要求完成（但容易引起农民抵触和反抗）的粮食定购、税收、计划生育和各种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各项达标任务，同时，上级政府没有（也无法）提供执行这些政策的足额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完成这些任务比较困难、执行成本很高的地方政府，必然害怕出现以下情况：即一旦推行基层选举，地方政府就无法通过各种税费征缴收入以及强制性手段来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因此，很多地方政府缺乏激励推进基层民主，甚至出现操纵选举，破坏民主程序的情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基层民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涉及到上级政府解除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管制的问题。正如接受曹先生调查的乡村干部所说，“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光维持乡镇中小学教育经费，就得用去全乡镇60%左右的财政收入。”遗憾的是，作者在这方面的分析没有深入。

进一步看，作者在指出“不能够将西方民主概念和程序套用到中国来”的同时，却又表现出民主制度所应执行的功能问题上缺乏深入的认识。作者质疑基层选举制度，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是否能够帮助农村选出一个“好带头人”来带领村民致富，但这显然是对民主制度（监督和防范权力滥用功能）的误解和苛求，同时也低估了基层农民对于自身利益以及于村内与自己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判断能力。比如，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

实际上，至少在村这一级，作为内部人的村民，显然要比所有的外部人，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更加能够认识到诸如村道维修、纠纷调解、治安维护、公共水利乃至维持治安等公共事务上的共同利益。而之所以在很多农村地区没有形成村民合作办理公共事务的机制和组织方式，也并不在于作者所说的村民缺乏觉悟和眼光，而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体制必然要去选择那些能够先完成上面的任务的村干部和组织方式，从而必然阻碍那些能够提供本地村民更加需要的公共产品干部的产生和合作机制的建立。

曹先生寄希望于“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大力培育’、‘大批大批产生’ 德才兼备的能人， 并把‘不会管事’，‘没有办法’的村民提高到有办法，有能力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它也同时反映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一种非常有害的“精英主义”的教化倾向。比如，作者提出，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为此，他建议：“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

且不说上述想法实现的可能性，即使能够实现，其所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值得怀疑。在我看来，简单地断言中国农民天然缺乏“合作”和“组织”能力，而不去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外部制度约束，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是对农民理性程度的极大误读；而寄希望于通过所谓“知识精英”将合作组织和原则从外部导入农村和农民之间的思路，不仅错误判断了人类合作制度生成和演化的自发性和复杂性，又和作者所批评的“盲目把西方模式套用到中国”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这里，不妨引用一位学者对曹先生上述建议非常有意思的评论，“在我看来，一位对中国农村有着深邃洞察的学者提出这样一个梦想式的建议，恰恰说明了农村问题的严重和深刻。没有轻而易举、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没有一个奇妙的解决一切问题的制度设计，需要有高尚的人性作引导，改变农民的日常行为方式，才能真正使农村走向现代化。这也许是梦想，但是人类的前进必须要有梦想。如果我们连梦想的勇气都没有，那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全人类恐怕都会无可救药地沉沦到现实的深渊中去。”

说实话，我无法不欣赏有人能够用如此雄辩的语言去表达如此复杂的意念，但反复阅读之后，笔者确实无法读懂上述长句的逻辑所在；正如我无法完全理解曹先生著作中很多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角度全方位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的复杂逻辑一样。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自己刚说的这句话的长度似乎也受到上述评论的影响。

最后，在阅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先生所采访的几乎每一个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是很多农民，都各有一整套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想法和思路。即使是作者本人，虽然一再宣称“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而只是试图“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但从作者在书中（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所描写的自己多次在河南大专院校演讲的巨大成功及其内容来看，显然也有一套为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现代化寻找出路的大策略。我一直在想，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特点，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大家如何合作呢？民主制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说到这里，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具有相同的倾向，以及这个想法是否也与前面我对民主问题的评论自相矛盾，所以还是赶快打住，以免自扇耳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