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但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

较早在此方面进行理论尝试的是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其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Solow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二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多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要积累资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剩余，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利润率最高的部门中去，而现代的工业化部门“显然”要比传统的初级产品部门更能胜任此项任务。于是，诸如“大推进理论”或“中心－外围理论”等形形色色的学说，都把迅速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关键。不容置疑的是，这些学说一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许多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广泛地影响。但是为了提升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却均未取得显著的效果，这又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逐步丧失了吸引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已经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简单的要素积累论或者产业结构决定论，而代之以研究为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技术条件，以及技术进步所可能的机制，这无疑再次对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否真正使发展经济学摆脱了以往的困境？实际上，自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在文献中已经受到多方面的置疑，而制度变迁等因素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技术结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至今缺少一个完整的框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现有文献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进而对将来的理论进展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新增长理论的脉络

一个经济系统要产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要克服回报递减，实现要素回报的递增。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经济系统要想能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动机（ENGINE），如何定义这样一个发动机以及维持其运转所需的成本，是大量的增长模型的研究核心所在。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更使得在此方面的研究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需要一种怎样的内生机制方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呢？按照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将新经济增长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大致上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代表性的论文如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a，b）；第二类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作为对Arrow（1962）的贡献的继承，此类讨论多集中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之中，如Young（1991）；第三类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此类模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讲又可以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Romer（1986，1990）的工作，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二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三是垄断竞争与R&D理论，如Grossman 和Helpman(1991)横向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纵向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

如果围绕着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理解，则上述三类观点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需求外溢模型显然与早年的大推进理论，或唯资本积累主义的发展观相类似，因为在私人投资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引致投资需求迅速上升，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借助政府的行为，但这终究不是长期技术进步的源泉。新“大推进”理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所谓生产集合的“非凸性”问题或者“门槛”效应（Azariadis和Drazen，1990），即当初始条件低于某一临界值时，经济增长会陷入到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之中。政府干预和需求外溢的作用在于使得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从而摆脱贫困的陷阱。但是，需求外溢模型缺少必要的实证基础，也难以解释大推进政策在许多国家的失败。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虽然给出了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否真得依赖于独立的科技研究或教育呢？至少在经验上并非如此。落后经济中的企业所采取的生产技术，大多是比较成熟的，基本上不需要很多的独立开发和复杂的员工培训。由于这些企业并不处于其所在行业的国际技术前沿之上，因而产品的换代升级也靠的是对发达国家的模仿，通过学习来分享国际的技术外溢与科技资本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相比，无疑是一种成本最低廉的方式。

如果该经验判断正确的话，最为贴近经济发展现实的内生增长理论应当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1]。不过，强调学习效应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在理论上并不直接意味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生产中的边干边学效应（Arrow，1962）侧重于自身经验的积累，或者说技术与知识的累积既可以通过以往的生产经验，又可以通过外部的学习来进行。Bardhan（1970）认为，由于产业的成长中存在自身知识积累的规模经济，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旦过早放开国际竞争，幼稚产业就难以迅速实现边干边学所带来的规模收益，国民经济将会持久地陷入初级产品的生产。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政府为本国的幼稚产业提供保护。Bardhan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到内生增长模型，许多学者均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经济开放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

不过，Bardhan的理论逻辑也不尽全面，对于一个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即使可以从自身的积累中提高技术水平，但却必然丧失了从进出口的活动中向国外学习的机会，这两种相反作用的效应在长期内的影响究竟孰优孰劣呢？何况，从长期来看出口部门的自身积累未见得就比进口替代部门慢。类似这种分歧，引起了新增长理论及其实证分析上诸多争论。

三、技术学习与增长收敛

经典的新古典模型中，国际贸易对于资源配置只能引起水平效应，而不会有增长效应。近年来，贸易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始强调国际贸易在技术的扩散和外溢方面所起到的影响[2]。在一个经典的技术扩散模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赖于它对发达国家拥有的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贸易开放到底是否会引起各国经济水平之间的收敛呢？实际上，在承认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一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Grossman和Helpman（Chapter9, 1991）考察了贸易可能影响长期的创新和增长的多种渠道，在他们的模仿-创新模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缺口始终是存在的[3]，Stokey（1991）、Young（1991）的论文均认为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是有损害作用的。或者，贸易开放只会强化落后经济系统中原有的比较优势，使之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Matsuyama，1992）。在Young(1991)的模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以强化不发达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代价的。虽然此类观点都承认贸易在技术外溢中的作用，但外溢的实际效果却受到了怀疑。

不过，在大量的对于跨国样本的实证估计中，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4]。Kornai（1992）和Sachs（1995）表明，类似进口替代这样的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会在开始的10-20年内，对少数产业部门的发展起到较快地推动作用，但这些部门的发展很快就陷入了低效率的困境。Dollar（1992）、Ben-David（1993，1998a，1998b）、Frankel和Romer（1999）等人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各国的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的国际收敛正相关。从这一意义上出发，幼稚产业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会成长得更快。Coe 和Helpman（1995，1997）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

另外，技术扩散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人们会向世界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看齐。而进口高技术的商品或者直接购买技术和相应设备则是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方式。De Long和Summers(1991,1992,1993)证明设备投资和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Jones（1994）和Lee（1995）则强调设备进口对增长率的正向刺激作用。之所以在实证上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认为在大量的技术进步是隐含在资本投资中。

基于这些实证发现，许多增长模型对开放贸易开始持乐观态度。Long和Wong（1997）提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品，因此国际贸易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从其它国家学习的渠道，而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的结果。Chuang(1998)假定进出口都可以引致的技术学习，并建立了一个两国的追赶模型，以表明学习和技术外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收敛。Ben-David和Loewy（1998）也持类似的看法。Dodzin和Vamvakids（1999）的模型给出了从进口机器设备中学习新技术，并由此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他们同时利用跨国的数据，证明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贸易的开放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Hendricks(2000)认为劳动力的技能和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之间是互补的。使用代表新技术水平的资本品，是工人提高自身技能的一个主要途径。设备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扭曲性的贸易政策，限制资本品的进口和过高的设备价格将抑制技术进步。其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过程由learning by doing 改为了 learning by using（对learning by trading的具体化）。

四、技术学习与政策干预

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内生增长理论在对待政府干预作用的态度上是模棱两可的。譬如，进出口在技术外溢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何不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对于“悲观主义”的论调而言，倘若自由贸易会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位，那么如何解释以外向型发展为特征的东亚奇迹呢？立足于此，就产生了所谓“动态比较优势理论”(Redding，1999)。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某个产业的发展虽然现阶段并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但只要通过政策保护予以支持，那么等到该产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反而符合未来的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干预，特别是策略性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促进作用。Redding以韩国为例，认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干预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但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说明类似做法的后果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却恰恰相反。

同样，对于持乐观态度的，强调进口竞争，或出口导向，或同时强调进出口在技术进步中作用的贸易与内生增长模型，在促进增长方面的政策含义也各不相同。强调出口的经济模型，一般都暗含认为，人为推行鼓励出口和提高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的发展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强调进口的经济模型[5]，如Hendricks，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使用最新的技术是因为劳动力不能适应其资本品的技术特性。由此，遵循比较优势只能抑制技术进步。

具体到政策层面上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些分歧在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Krueger（1993）和Hughes（1992）认为贸易开放对东亚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在于限制保护，以使激励中性化。Amsden（1989）和Wade（1990）则强调贸易政策的干预作用，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3）的报告中，出口和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受到进一步地重视，特别是出口在技术扩散中所处的地位。同时，该报告并不倡导单纯追求出口增长的政策。Lawrence和Weinstein(1999)的论文认为出口比重和一个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出口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并不重要，降低关税壁垒和鼓励进口才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内经济真正融入国际竞争，使本国企业有动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本国的产品才有国际竞争力。

Rodriguez和Rodrik(2000)对“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全面置疑，指出许多衡量贸易壁垒的指标与其它导致经济运行不佳的因素高度相关，而用于将开放和增长联系的方式也有严重的缺陷。所以，他们建议不要再试图去改善衡量指标，而应该对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的国家作区别研究：例如大国和小国、高收入个和低收入国、对初级产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对制成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等。对贸易和增长问题的跨国研究的不完善使针对一国的研究变得有意义，因为在一国内开放指标的统一难度和误差要大大低于多国的统计指标。例如，八十年代的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但贸易壁垒却广泛存在。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实施了贸易自由化，但其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总之，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涵义是模糊不清的。

五、技术选择的适宜性与技术学习的成本

无疑，技术的扩散和学习在经济发展中有着很关键的作用。几乎大多数的论文都承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对称的技术外溢，但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变得日益贫困了呢？为什么同是支持贸易的学习效应的模型，却有如此不同的政策内涵呢？所以，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客观的约束条件。关键在于主流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技术结构的选择对经济系统的内生性。许多模型单纯强调技术外溢，而忽视了模仿的成本，或者说忽视了模仿成本的内生性。比如，在两国的追赶模型中，普遍采用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来定义生产的技术结构，生产函数中只包含劳动投入和劳动产出系数，而劳动生产率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这样，如果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技术外溢所决定，那么人为提升技术水平的做法就会增进整个经济系统的福利。但是，倘若简单地把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则又如何看待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常不惜代价地鼓励出口的做法呢？换一个角度讲，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呢？这些疑问说明，整个强调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的理论文献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技术扩散或者学习的途径之上，但却忽视了技术学习与使用的成本，而后者却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要理解技术学习的成本，就需要首先明确技术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关系。关于厂商的技术结构选择及其要素投入结构的相关关系在增长理论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引起注意。Atkinson和Stiglitz（1969）首次提出了所谓“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问题，他们将之具体表述为“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即厂商的边干边学要受到其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Diwan和Rodrick（1991）重新在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中强调了适宜技术的重要性。Caselli和Coleman（2000）估计了世界各国的技术前沿，并认为通常的跨国增长分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TFP差异，是由于禀赋结构的差异（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以致采取了不同的技术结构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