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转轨过程和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中，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钱颖一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徐成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王一江教授、香港大学白崇恩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李稻葵教授等为代表的一批华裔经济学家特别值得关注。这五位教授都毕业于经济学的重镇哈佛大学经济系，并师从诸如经济学大师马斯金等知名学者（后者据说可以算是经济学家中最聪明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能够在数学上求解一些非常困难的经济学问题）。由于具备了非常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们撰写的学术论文在思想的形式化表达方面十分出色，往往能够通过非常漂亮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学者对于中国经济转轨的一系列论文在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屡屡出现，并在主流经济学界，特别是转轨的经济学文献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钱颖一教授及其合作者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一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论文，并达到了非常高的引用率。钱教授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华人学者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介绍一下上述学者等关于中国转轨的学术观点，并进行全面的述评，非常有必要。

至少在东欧和前苏联开始进行大规模转轨开始的时候，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首先“把价格问题搞定”（Get the price right）, 但以诺斯为首发展出来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指出，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和制度安排，就无法设定经济当事人行为的规则，从而也无法最终“搞定价格”。因此，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建立在法治条件下的产权保护、独立司法体系下的公正契约实施，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透明的金融体系以及能够促进竞争的政府管制体系对于经济的转轨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钱颖一指出，上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提供的洞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套用这些结论来为那些转型国家的体制改革简单地开出解决问题的“菜单”，如产权私有化、构造透明的金融体系、努力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则往往是误导的。因为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并不能够等同于我们已经找到了如何建立这些制度并使得其有效运作的道路。这就好象爬山一样，虽然山顶的景色最美，而且爬的越高看得越远，但对于登山者而言，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并不是知道山顶的景色如何，而是寻找如何登到山顶的线路。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为改革开出“菜单式疗法”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混淆了改革的目标（要到哪里去）和过程（如何到达那里）。

钱教授等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指出，中国和俄国之所以出现了改革绩效的差异，并不在于中国建立了最好的制度，而在于中国和俄国在转轨过程中一些特殊制度安排的不同。换句话说，钱颖一对中国的转型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强调不同转型经济间制度结构的差异在改革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不同级别政府间财政安排所发挥的作用。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钱颖一对中国转轨的分析，那么，“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Chinese Style Fiscal Federalism）是再恰当不过了。在1997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会出版的《经济学展望》（该杂志发表的文章一般是知名学者对某个领域进行的系统性评论）的一篇综述性论文中，钱颖一教授和斯坦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温加斯特教授提出了所谓的“第二代联邦主义”理论，并用它来分析政府激励机制对于经济绩效的作用。

所谓的“第二代联邦主义”理论，是鉴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中，地方政府都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个事实。钱颖一等指出，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就可以约束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对地方企业的干预倾向，并诱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这里不得不提到“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这个概念，这个由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首先提出，并应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各种短缺、企业价格反映迟钝和其他各种无效率现象的概念，是指计划者不能够承诺不去解救亏损企业，从而使得企业没有激励去努力获取利润和进行创新。实际上，这个概念也被广泛地应用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部门，公用事业往往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政府为了防止一家或几家金融机构破产所带来的信心崩溃和危机，往往在其出现问题时施加援手，而这就助长了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并不利于银行家为改善经营业绩投入努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墨顿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政府为什么不要在金融机构接近破产时给予救助，但当1998年其自己作为合伙人的长期资本公司由于投资的高风险损失惨重时，自己却首先去要求政府救赎。

回到主题，钱颖一将“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扩展，分析了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预算软约束。而中国改革的特征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进行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这样，联邦主义的两个特征也就会随之出现：一是竞争效应，即在要素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将进行竞争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这种吸引投资的区域间的竞争会增加地方政府扮演国有企业救济（Bailout）者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一种（不去救济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承诺（Commitment）机制；二是通过中央在货币发放方面的集权与财政分权，会导致中央货币当局和地方政府之间利益上的冲突，因此能够硬化预算约束并降低通货膨胀。

通过一个承诺博弈模型，钱颖一等刻画了上述两种效应，并认为它们在中国改革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且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正是由于中国财政的分权（中央、地方大约四六开）和联邦主义的承诺效应，政府不仅在短期内不会成为攫取之手，而且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去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来优化投资环境，通过扶植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来提升地方经济以扩大财源。而俄罗斯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中央政府获取了财政收入的相当大的比例（中央、地方大约七三开或八二开），所以地方政府没有激励促进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不断攫取私营企业，腐败盛行，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不利局面。

具体而言，中国的分权伴随着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激励，从而依靠地方经济的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例如1980年的财政改革，放弃了以往“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而代之以“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形成了新的长期财政契约关系（一开始为5年）。

在更早期的另外一篇非常有影响的论文中，钱颖一和许成钢教授还同时分析了中国地区分权改革的历史背景。他们强调，早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体制就与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有所区别，毛体制下的行政分权使得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公社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而邓小平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间的分权进一步制度化，税收收入和国有企业的利润按照一定的分享规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在改革的早期，地方政府收入需向中央政府按固定数额上缴，较后则变为向中央政府按一定比例上交税收收入。而在苏联，按照部门管理进行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得向区域分权非常困难，也妨碍了双轨体制的建立和类似中国经济特区之类改革实验区的形成。

钱颖一教授的上述分析，是对中国转轨问题最早进行的形式化尝试，因此也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和示范意义。这些分析创造性地利用了现代经济学中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强调了博弈理论中参与人相互之间的承诺能力：即只有在博弈双方都有能力承诺不在任何时候改变分享规则的情况下，才会有事前“把饼做大”的激励。从逻辑上看，这样的理论解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自恰性。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类分析也存在博弈论模型所存在的普遍弱点，即无法、或至少很难通过严格的实证分析来证实或证伪，而只能够通过提供一些故事、或不那么严格的证据来说明其效应可能存在，但却无法在经验上证明这些效应到底有多重要。这也是笔者对用“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奇迹无法完全信服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即使到90年代中期之前，甚至到目前为止，到底中国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财政联邦主义”，财政分权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其对中国改革和增长产生的作用如何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篇幅所限，笔者将在下面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