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批评总是要比提供替代性的解释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对中国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很难说学术界对中国转轨和经济增长的解释已经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更不用说存在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了。但是，现有解释的不完善和中国转轨问题的重要性，恰恰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过去20多年历程的原因所在。

在我们看来，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的本质，在于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领域各方面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因素，从而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

许多学者注意到，改革的一大特征是所谓的“双轨制”。即最先实行的改革，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或先通过进行局部地区试点，成功之后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双轨制具有多重的含义。包括价格的双轨、区域发展方面的双轨、更加市场导向的非国有部门和相对计划导向的国有部门的双轨等。

但是，仅仅指出上述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比如，林毅夫、蔡眆、李周三位教授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国的奇迹》中就指出，中国的改革首先从解除对微观经营单位的管制入手，赋予农户和城市工商企业以经营自主权和物质激励，以提高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使企业受市场影响，从而使改革深入到资源配置制度，并最终开始触及宏观经济环境的改革。又比如，樊纲教授也曾经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中，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

但是，关于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虽然在中国转轨经济学的讨论中不断出现，但其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很多学者在讨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一个倾向，将中国转轨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即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乃至宪政体制建立—与转轨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对比。比如，在关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效率研究方面，有很多研究强调国有企业相对的劣势。在1990年代中期，以胡永泰、樊纲、海闻等为一方，杰弗逊、罗斯基为另外一方，就展开了一场产生不小影响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是否表现出了明显生产力改进的学术争论。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至少在1994年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确实出现了显著的生产力改进，而生产力的改进主要来自于企业技术的进步，如采用更加先进的科技、设备和工艺，而不主要来自于经营效率的改进。

但根据白崇恩、李稻葵和王一江教授在1997年一篇学术论文的观点，即使国有企业存在上述生产力改进，但如果企业不是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当事人，更高的生产力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配置扭曲，并导致更低的利润和更低的经济效率，也无法增加整个经济的福利水平。

在我们看来，虽然上述否认国有企业生产力进步以及其对经济福利影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意义，而且无法否认白崇恩等所指出情况在理论上出现的可能性，但对于解释中国的转轨而言，这些观点并没有真正切中问题的要点。

对于理解转轨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国有企业是否比非国有企业效率更加低下。因为即使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后的结果，但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带来生产力改进，至少要比大规模破产要好得多。特别是考虑到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和政府税收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从1980到1992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率达到了7.8%，。同时期，国有部门对工业总产出增量的贡献份额大约是一半，其后的增长率也大约在5%左右。至少在1992之前，国有制造业企业在就业、产出和利税方面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如果包括采掘业、建筑业和电力、煤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的绝对增加一直持续到1997年。只是在此之后，才开始出现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企业职工较大规模下岗和失业的情况。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很多很多国家在改革一开始，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是没有私有化）出现生产迅速下滑和比较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即所谓的技术效率）是否有增长，以及其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效率而言是否为最优这些问题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国有企业的产出和就业是否有增长：相比于前苏联、东欧改革后的情况，中国在非国有、且更加具有市场化导向的轨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在相当时间内保持增长，是转型能够持续稳定进行的关键所在，它避免了经济在改革开始后的大规模下滑，防止了大量破产、失业和政府财政巨大压力出现。如果要谈什么“中国奇迹”的话，国有企业在相当时间内保持增长，而不仅仅是更加市场化的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才是中国经验构成转轨中的“奇迹”的关键所在。毕竟，东欧一些转型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波兰、捷克等，在经历转轨的痛苦之后，带动经济复苏的生力军就是非国有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但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转型国家能够象中国一样，在开始改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也能够保持高速度的增长。因此，如果我们脱离转轨的具体过程和其他转型国家发生的大规模生产下滑这个背景，而简单地去讨论国有企业体制如何有比较大的问题，或即使生产力提高也不利于社会福利增加，所得到结论的意义将是非常有限的。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增长，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以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严重损失为代价，从而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内体制和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外体制（或者市场体制）部门的增长都在迅速的增长，整个经济都获得了好处，不仅带来了普遍的生活水平改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各级政府可掌握的财政收入的绝对量也随之增加（尽管其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90年代中期之前，一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央财政收入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虽然其在总体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中央的财政实力仍然不断增强；另外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不断增长，企业职工的下岗问题并不严重，企业重组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的压力必然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央财政支出的规模也在不断上升，但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的压力并不那么大，所以中央政府虽然也希望增加在整个财政盘子中的份额，但并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以提高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份额。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在1990年代之前进行的财政分权内生于中国转轨过程中更具有计划导向的国有企业和国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同时发展的增长过程。与此同理，俄罗斯在经济改革后马上开始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重组，以及破产的过程，而新兴的私有化部门还没有发展起来，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降，但转轨过程中又需要支付大量成本，包括企业重组和社会保障支出，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必然要采取集权的财政安排。

结合上面的讨论，我们的结论是，如何解释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到1990年代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应该是理解中国如何实现平稳、成功转轨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恰恰为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所忽视，这不能不说目前转轨经济研究的一个遗憾，也是我们以后要进一步展开关于中国转轨讨论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