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加坡童话

    新加坡是个童话。尤其是在6月的夜晚，雨后，坐在远离海岸的游船上，身边环绕旧日同窗，听异国歌手唱南洋小调，看舷窗外明月轻移月晕……这时，男人们都以为自己成了青蛙王子，女人们不想知道自己不是白雪公主。
那一趟旅行成了一个梦，但时时回到我记忆中的，是一个谷仓，非真实的，抽象的。在一个被花香重重包围的深夜，我和同学张炜倾谈，他当时在剑桥大学做经济学博士论文。在接近天亮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他对我的理论框架有嘉许之意。他说，如果能找到“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之间的均衡点就更好了（我后来找到的是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点）。第二天，我向财政学专家林双林同学(他是美国某大学教授，当时在新加坡大学授课)请教建立理论模型的问题。
我开始谈，谈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谈山高水长，谈瀑布模型。双林听着，沉思着，突然说，瀑布模型不如谷仓模型好，谷仓可能更贴近你的理论的感觉。权威落差是谷仓的高度，权威距离是它底部的广度。底部越大，就能达到更高的权威落差；反过来，达到很高权威落差后，就要求扩大底部的广度，也就是权威距离，不然谷堆就会倒塌。
我当时有瀑布情结，觉得谷仓下里巴人。而瀑布更有气势，更有美感，更有诗意。在我写第三章的时候，一直为找不到一个贴近的解释结构而几近失眠。最后妻子给了我一只“木桶”，才算渡过了危机。但所有的比喻结构都是跛足的，它不可能穿越一个复杂思想庭院的所有房间。比如谷仓结构，就难以解释权威化现象。谷仓底部扩大，并不见得非要提高它的高度；但谷仓如果增加了高度，它的底部就非要扩大不可，否则谷仓就不稳定，高度就维持不住。所以，用它来形象化侵略倾向假说，是合适的：权威落差扩大了，权威距离就有扩大的倾向。
对谷仓结构最好的注脚来自拿破仑皇帝的自诩与自供：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这就是说，要保住他权力谷仓的高度，就必须不断扩张谷仓的底部。
谷仓结构概念的产生地新加坡，就是一座小谷仓。我一直担心的是我的权威落差理论解释不了它。自由化假说认为，根据冰山原理，一个从大国体系上掉下来的小国，会加快自由化进程，因为权威距离缩小了，权威落差也会跟着缩小。但新加坡似乎是个例外。它从马来西亚分裂出来之后，其政治自由化程度好像不比它脱离的那个国家强。在马来西亚，至少还有许多不同的政党。据报道，华人党派还经常是被穆斯林大党拉拢的对象。可在新加坡，就只有执政党了。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它比台湾小得多，但台湾政治自由的发展反而比它快。
新加坡可以说是一个保姆国家。这并不是说，它以输出保姆为产业，而是说它的政府像保姆一样照顾它的人民，人民则像婴孩一样依赖他们的政府。人民不听话，就用鞭子抽他。据说，摸女孩子的胸部，要抽一鞭子；摸更敏感的地方，要抽三鞭子，甚至更多。这种打孩子似的惩罚，颇有中国古风，在当代世界，算是司法上罕见的珍品。
所以，新加坡就成了一个童话。几乎所有儿童不宜的东西，在新加坡都不容易见到。我逛街，逛书店（顺便提一句，书店很少），基本见不到黄色书刊，也基本见不到政治性读物。但花草树木繁茂，天空和海水湛蓝，你走在花丛中，总觉得会有一只鸭子突然窜出来，冲着你嚷嚷：“我不是丑小鸭！”特别是美丽的圣陶沙，简直就是个儿童乐园，连车站的站牌都像是儿童画。你上了车，会想，它的终点可能是豌豆公主的宫殿。
就是这个袖珍国家，极受设在欧洲的世界竞争力委员会的专家推重，连续几年被排在最有竞争力国家名单的前几名。排在它后面的是一连串东西方的民主国家，比如日本、瑞士、德国、英国等等，而美国，则有时排在它前面，有时排在它后面。这是不是说，民主是没有竞争力的？
其实，这个排名很值得玩味。它从经济上论证了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不民主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新加坡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它就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希腊城邦。如果说古往今来有什么国家最接近伟大的柏拉图哲学家国王的理想境界，那就是新加坡了。
显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并不在自由与权威的均衡点上，它是权威多于自由。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既然它不在自由权威平衡点上，那它就应当处在不稳定的政治状态，怎么还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而且，新加坡的政治动荡，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少的，也是最少的国家之一。如何解释？
我们在自由—权威曲线上标出的均衡点，是一个静态的均衡点，它是一种权威等于自由的理想境界。现实中的国家政治体制可以不断接近它，但很难固定在这一点上，它们都处在权威和自由的动态平衡中。
什么叫权威与自由的动态平衡？就是权威化动力等于自由化动力。就新加坡而言，它虽然在自由—权威曲线的右侧，权威大于自由，但它在这个点上达到了平衡，因为自由化的动力在这个点上与权威化动力相等，相互抵消。这表明，新加坡的自由化动力不足，尽管它权威距离小，政治参与程度还是不高。
但这只是动态的平衡。随着自由化动力的加大，动态平衡点必然会向左移动，不接近自由—权威均衡点，它是不会停下来的。台湾总统直选的成功，好像是给新加坡自由化动力加了油，保姆政府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倾向，主动给言论自由开了个口子，开辟了个象伦敦海德公园自由角那样的地方，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在那儿自由讲演。这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好政府，它总是知道孩子们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
新加坡这个谷仓的高度与它的底部相比，虽然高了些，但你不必担心它会用扩大底部，也就是扩张领土的办法来释放能量。它太小了，扩张动力不足，它只能走上降低权威落差的自由民主道路，这正是小国的好处。如果是一个像法国、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大国，国内的权威落差一旦急剧提高，你就要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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