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变革的预期选择及其延滞效应
 
 
  　　　　　　　　　　 　 　 夏业良

 
Prolepsis Selection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ts Arrearage Effects

制度性变革的预期选择及其延滞效应

自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的全面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架构、社会制度和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二十四年的建设成就已经远远超出此前三十年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二十四年的改革开放从总体上说是成功并富有建设性意义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的目标主要是试图通过演绎、归纳分析和逻辑思辩来说明中国当前的制度性变革不但是必要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力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回顾和近年来制度性改革滞后的现象剖析普通国民对于制度性变革的预期选择及其延滞效应，进而说明民众参与和推动制度性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引论：制度性变革是否是必需和刻不容缓的？

20世纪70年代末，在邓小平倡导和主持的全面改革开放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首先在思想和舆论上做好准备，审时度势地调动了全民族发自内心的政治参与和建设热情，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从而为初始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组织保障和政策基础，同时党和国家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回归基本价值观与社会传统伦理观的政策措施在一段时期内起到了为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复兴运动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

然而近十几年来我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制度变革的原发动力正在逐渐衰竭，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强大创新力量和超常水平的经济增长效应已经出现递减趋势，同时我们经常能够察觉到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的改革力度与实践进展远远落后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很不相称。

有不少人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策略，并且进一步推测此类决策是稳健改革（stable reform）或渐进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之高超技艺的体现。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制度性改革充其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式的改良，主要是技术层面的改进和提高，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并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应当在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加以扬弃和推广。换句话说，中国既不缺乏能人，也不缺乏思想，所需要的只是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这些人至少承认因长期的政治争斗和社会动乱而造成的技术落后和方法缺失这一现实）以及丰厚的资本或其它物质资源。还有人列举出一些事实来说明基于财产权利的制度变革未必能够使一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甚至无法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从而说明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技术模仿”可能比“制度模仿”更有效。

笔者以为，上述观点虽然包涵着一定的理论争辩意义，但是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是制度性创新明显滞后，老百姓把变革的期望主要寄托于党和政府，而普通党政干部和公务人员又把期望寄托在更高的权力机构和高级官员的身上，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寄托于少数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者个人。这种对于上级权威的绝对服从、长期的依赖、期望和等待事实上已经混淆了政府应当向民众负责，为民众服务的基本宗旨，拖延和耽搁了民族发展、国家富强和全体人民生活质量全面提高的步伐。 在当代中国，一个长期蔓延的危险而有害的观念是要把全民的思想统一到某一个人（即便是最高领袖和权威）的思想上来，作为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思想的多元化和自由程度恰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积蓄自生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的前提和保障，对思想舆论的管辖和控制有可能使错误的意识危害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文化大革命”以及当代中国的多次政治运动就是希望控制言论和思想之恶果的例证。

既然我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做到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绝对拥护（当年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却仍然会有人私下怀疑或有不同想法），那么为什么不能给老百姓更多的个人空间和选择自由呢？当他们在艰难曲折中摸索过之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可能会转而寻求政府、政党、工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社区、企业和个人的帮助，这样的帮助可能更加直接和有效。既然我们无法保证我们自己的思想、经验、政策和意见是绝对正确的，为什么非要别人相信和服从呢？为什么所有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杂志和出版部门一定要以党的宣传部门或负责意识形态之官员的意志为转移呢？执政党是否一定要以“党天下”的权威形式来控制舆论？新闻舆论为什么要整齐划一呢？难道对于新闻事件的不同解读以及大众生活和娱乐节目的不同表现形式会危及到政权的稳定吗？

过去有许多早期文人（包括作家、艺术家和党的宣传理论家）曾经担任过意识形态的把关者，结果他们中间是否存在过没有“犯路线错误”的人？既然如今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电子和生物技术、计算机等门类的研究和教学不需要专门的思想控制，那么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和歧视呢？有什么道理说重点全科综合性大学的校长必须由两院院士（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人文学者没有资格）担任呢？难道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学家就不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见解吗？

我们不难发现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大量充斥着“唯上”、“唯权”的倾向，权威观念和等级观念远远超越事业心、责任心，这些荒谬想法中的很多基本要素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之余孽。

因此笔者更加坚定地认为，一次成功并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发生效力的制度性变革，其历史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并不亚于一次暴力革命或政权的更迭。因为历史上许许多多次暴力革命和政权更迭遗留给我们的往往是权力的交接和财产的转移（随后经常是带有世袭和继承特权的贵族阶层与不断滋生出的新贵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无多少真正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创新。

一、 世界近代史中制度变革经验的对比和启示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官文文化”与封邑世袭和等级制度为主体的保守封闭的封建大国。封建专制政体的长期延续和对正统思想体系的顽固维护使得整个社会缺少思想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解放，甚至压抑人的天性和本能欲望被看作是德行修养的基本要素。在欲与德的矛盾和痛苦挣扎之中，人们更多地选择了虚伪的面具，在行为之前更多地考虑的是采用何种“名义”。由此而产生一系列为此类行为予以美化和正名的辩护学说，这样一种虚伪而严密的道德体系如一潭死水般沉闷却又具备其内在的稳定性。

到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中国仍沉醉于康乾“太平盛世”时，西方已在科学技术、经济增长、财富积聚、文化创新等方面占据先机。而当欧美主要国家陆续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近代工业才刚刚萌芽。1900年美国钢和生铁的产量分别是1035万吨和1401万吨；德国分别是665万吨和852万吨；英国分别是498万吨和910万吨。而偌大一个中国，直到1928年仅生产钢3万吨，生铁47．7万吨。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滞后导致社会演化的超常惰性与停滞。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租佃农民占居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沿江沿海地区虽已出现少量小资产阶级手工业无产者，但作为应当担负促进原始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的新兴阶级他们还十分幼小和衰弱，因而迟迟不能履行其使命。

承袭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视他国为蛮夷，坚持要“明华夷之辨”。它拒不承认中国各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拒绝向他国学习，更拒绝作根本性的改革。“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神授”、“敬天法祖”、三纲五常等极端落后的封建信条，成为他们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自然演化进程。

1840年的鸦片战争撞开了统治者迟迟不愿主动开放的国门。当时朝廷和社会中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冷静客观地睁眼看世界，承认落后而又不甘于落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改良派也提出“自强”主张，主张大力兴办洋务，向西方学习各种先进技艺。但洋务运动仍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即“变器不变道”，没有也不敢触及政治制度改革。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同步的，早在现代化的启动发轫阶段两国即存在着80余年的“时间差”。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演化，即主要靠外来思想文化的撞击推动现代化进程。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

从此意义上说，若干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以“有形”的改革运动开始，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等这些“无形”的思想渐进揭开序幕的。在日本，其具体标志性事件是1774年兰学运动的兴起；而在中国，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为标志性事件。

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在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行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学术界在解说中日现代化成败原由时，往往把目光投向两国的政治、思想精英，试图通过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统治人物的比较，来解释两国现代化的成败。但事实上，中日现代化不仅在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发动力”层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之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承载力量”，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力量格局。在日本，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幕府大力提倡学问，奖励办学，在日本3000多万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识字，这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

而自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之时起，日本的教育事业更为普及，创造了当时亚洲最高的就学率，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民，为日本现代化营造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基座”；其二是日本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由旧武士、农民、市民等阶层转化而来的实业家，这些实业家具有一定资本、经商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成为将外来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变革的强有力的承担者，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相互呼应，才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能够较为顺利地向前推进。

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格局，19世纪下半叶，虽然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传统士大夫仍醉心科举八股，鄙视西学，教育空疏，学风腐败，已达病入膏肓的程度。虽然洋务派也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在顽固派激烈的反对下，应者寥寥，社会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以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才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学制，这比日本晚了30多年，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缺乏民间的“承载者”和应有的智力支持。

在甲午中日战争兵败倭寇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认识到“变政”即政治制度改革是救亡图存、赶超西方的根本。对此清政府当然不会容忍，与当年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样，1898年的戊戌变法终于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在摇篮之中。

所谓改革或制度变革，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层面或物质生活的改革，它必然包括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根本性改革和创新。单纯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制度的改良，并不能长远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谓开放，也绝不只是经济体系上的开放，而是全方位的思想开放，思想文化层面的开放和改革是更深层次的革新与进步。

二、历史演化进程中的制度模式成因分析

自17世纪开始，民主国家制度在欧洲大陆各国逐渐获得统治地位，这种扩张是迅速的，因为当一个国家因为国家制度的改变而造就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时，其他邻国的效法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因为民主制度的实践，短时间内欧洲就缔造了一个繁荣的时代。

民主制度所信奉的是自由主义原则，该原则在欧洲大陆的实践带来了普遍的繁荣和增长。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获得无产者普遍欢迎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安排要求民众必须放弃私有财产及自主经营，而改由党和政府统一计划生产活动。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统治者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是否可能出现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僭越民众权力（正是因为对民众权力的僭越才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君主专制国家）和强奸民意的现象？社会主义制度还要求民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服从于权力核心，这是否会限制和遏制思想的多元化和开放性，进而破坏创造力以及思想与立场的独立性，从而造成社会演化的停滞和退步？

19世纪中叶的欧洲，民主国家制度在若干大国逐步建立，民主制度在两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是思想的自由解放使得科学技术得到极大进步，技术的进步直接促进了大机器工业时代的来临；二是自由平等的原则使得民众可以自由地参与到生产之中，两方面的结合使得社会的财富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显著增加。工业生产创造财富的速度使传统的农业生产相形见绌，大量的土地流转到工业生产中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较少的土地和农民就可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剩余农业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大量进入新兴的工业领域和配套服务领域。

生产能力的扩张总是先于市场容量的扩张，商品竞争异常激烈，生产者不断裁减工人，提高技术以获得竞争优势。在19世纪的欧洲，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形成了工业时代的贫困现象。与农业时代的贫困不同的是，工业时代的贫困则是由于物质财富分配不均所致，并非社会财富的匮乏。这种因分配不均而形成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

在18－19世纪的欧洲，虽然社会财富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但人口的增长也大大地增加，以至于社会根本无法杜绝大量的失业人口。在此情况下，工业时代失业工人的贫困就成为了当时欧洲的主要社会问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失业工人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又导致了人们对国家制度安排合理性的怀疑。

顺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的设想，企图通过国家组织制度的改变来达到消除社会差别的目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马克思的主要观点为：由当时社会中的无产者来剥夺有产者，然后建立一个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社会经济能够在受到控制的计划下得到稳定增长。

在这个制度安排下，个人没有私有财产，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由政府按时发给，人们参加由政府统一安排的劳动。没有失业，也没有激烈的市场竞争，人人过着差距不大的低水平生活。由于设想中的制度优越，社会物质会极大丰富，从而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在全世界无产者中获得了广泛支持。俄罗斯于1917年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此后，中国在经历多年国内战争之后，也于1949年在国民经济和物质生产相当落后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