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导向
           
作者：夏业良
             

            近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全国上下所关注的焦点，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所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赢得了海内外华人的普遍赞誉和拥护。中国东西部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是由来已久的现实问题，几乎历届政府都曾有过开发西部的战略性思考。然而，在国际关系紧张、制度环境狭窄、经济水平落后、综合国力薄弱的情况下，全面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只能是纸上谈兵的空想。
            今天，当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全面发展为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之后，西部大开发终于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多少年的期盼和梦想即将化为战略实施的具体步骤。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对偏辟落后地区的开发战略主要是借助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大规模投资作为先导。然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资本或技术性投入，因为中央政府不能不顾全盘经济绩效，无限制地扭曲资源配置均衡，更不可能将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盈余长期无条件地转移或补贴到极端落后的贫困地区。因此，新世纪西部开发的根本思路首先应当是立足于市场经济机制，强化内生性增长的后发利益驱动战略以及建立在相互了解和信任基础上的比较利益互惠原则。
            基础设施（以水、电、气、交通网线和通讯网络为主）的大规模建设显然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然而，在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战略中，政府可以支配的最为有效的资源不是资本或技术，而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效应的政策导向。那么这些政策导向的内涵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开发当地丰富的人力资源，就需要加大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特别是现阶段在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政府强制推动和社会宣传、资助来逐步普及全民义务教育，这固然是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实施全民义务教育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与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时滞差距。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回收期较长，甚至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回报（比如经过较长时间教育、训练的个人在尚未工作或作出任何贡献之前，就因疾病或突发事件死亡，或者从较为极端的意义上说，迁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并且不再与原居住国或地区发生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联系）。一般来说，从开始实施基础教育，到获得具有一般性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合格劳动力开始回报社会，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而培养较高文化水平的专门人才则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西部大开发的初始阶段，显然我们无法等待未来的人力资源之果。
            因此我们必须借助现有的人才资源和物质基础，强化中央政府的政策效应，充分激励海内外各界人士参与开发竞争，抓住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机遇，使之成为利国利民又利己的自发行动。在确保中国的领土完整、国防安全和主权不可侵犯的前提下，切实维护战略性资源的保藏和有限利用。同时可以尝试放开部分矿产开采权、收益权和规定一定年限的土地所有权和收益权，分层次、分类别地逐步向外资开放。
            为了激发个人（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合法公民）参与西部大开发的积极性，在具有一定开发投入资本和合法经营的前提下，可以尝试授予一定年限（比如说50年或80年，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放宽到100年以上）的土地所有权，国家（以中央政府为合法代表）保留在特殊情况（比如在领土、主权或国家资源、环境安全受到威胁时）下无偿收回土地的权力。
            此外，对于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其他省区（特别是东部发达省区），也应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比如对于哪些资源贫乏省区，可以保证或优先提供某些紧缺或战略性资源；对于那些在开发性建设中贡献较大的省区，可以允许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将次新技术产业或有少量污染的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有污染的企业和产品，并且污染治理总是分层次、分阶段的改进过程）转移到西部落后地区。诸如此类许许多多的构想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完善。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力图创新，在尝试和变革中求生存，求发展。记得有位西方哲人曾经说过：“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现象就是变化！”只要我们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思广益、万众一心，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西部开发战略的首战大捷！

            （原载《解放日报》2000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