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世纪经济社会文化嬗变的展望与思考
          
 作者：夏业良 

              对新世纪经济社会文化嬗变的展望与思考

            我们终于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门槛，面对新世纪的计数器，我们感到兴奋而富有挑战意味。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我们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期盼和梦想，当新世纪来临之际，这些期盼和梦想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和沉甸甸的责任。1979--1999年的二十年改革开放历程揭开了中国人民迈向富强与民主之文明社会的序幕，为新世纪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笔者之见，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性阶段：第一个阶段（1979--1989年）是以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开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全面回顾和重新评价建国后三十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在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和管理理念热潮的带动下，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而对法律、文化和社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程度不一的初始性改革尝试，从而使束缚已久的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价值观念得到释放与更新；
            第二个阶段（1990--1999年）是调整、巩固和稳步发展的阶段，也是对中国社会将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制度性变革进行反思和质疑的阶段。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大大加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程度，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加清楚、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并且能够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
            第三个阶段将从2000年拉开帷幕，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契机，迎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这也可以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波”），估计用10--15年的时间可以大致完成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再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通过自身的发展、竞争与创新以及制度化演进，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与文明发展的主航道，使二十一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富强与民主的现代化国家。
            如果说前两个历史性阶段的改革开放主要来自于要求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那么第三个历史性阶段的改革将有可能得益于我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外部推动力和知识经济时代前所未有的“网络革命”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从改革开放的总体力度和影响范围来看，第三次改革开放将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社会进步意义。

            外来理念与社会制度变迁
            从制度演进的意义上说，外来文明或外来文化的冲击经常是特定社会制度发生变迁的先导或序曲，也是通向更加先进之文明或社会制度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或民族越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就越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反对变革的保守势力可能非常强大，但最终无法阻挡制度性变迁的步伐，充其量只能延缓制度变革的冲击。
            从思想和理念的意义上说，无论是中国的“百日维新”，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对各自社会的制度性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借助外来文化和理念，对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进行“矫枉过正”式的冲击，用著名经济思想家和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破坏性或毁灭性创新”（destructive
            creation）。
            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轨迹来看，似乎每一次大的历史性制度变革都是在外来势力压迫和威胁下所产生的反作用力的结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习俗中存在着墨守成规的保守倾向，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需要有强烈的外来冲击作为制度性变革的前奏。
            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势力相当大的“寻租”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即便在最糟糕的制度安排下，“院外集团”（此处泛指政府权力机构之外的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势力）也能通过寻租（即以游说、收买或贿赂的方式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手段获得丰厚的收益，这可以被看作是能够替代部分制度创新所带来收益的“制度外收益”（extra-institutional
            benefits），因而对于这些集团或这部分人来说，制度性变革并非是必需的，甚至可能是充满风险并具有破坏效应的。
            从成本与收益分析的角度来看，在特定社会中拥有权力、财富或既得利益的集团和年资较高的个人可能较为惧怕和反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改革的成本过高，而收益太小，甚至可能为零或负值，他们充其量只会赞成或支持那些渐进式的无关痛痒的局部性变革。而社会中较为年轻的个人和群体则比较倾向于较为激进的、涉及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全面改革，因为他们所付出的成本较小（由于他们年青，付出的主要成本是等待变革完成或实现的时间），而潜在的未来收益可能会很大。
            在现实中，帕累托改进（即在整个社会中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减少的前提下，使一部分人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得到增进）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掌握权力和接近权力（比如寻租集团）的既得利益者缺乏要求变革的内在冲动，因此制度性变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由于社会各阶层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深化，由此引发相应的社会制度变革；二是来自外部的冲击或推动力。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制度性变革与社会进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增长率为8%的高速增长水平。然而，这种得益于“后发利益”驱动的制度性变革的收益已经开始递减，如果没有新的发展驱动力，中国的社会制度变迁可能会出现停滞或延缓，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可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外部推动力与社会经济文化嬗变
            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自主性发展，但是对外开放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得到长期贯彻。事实上，一旦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航道，并且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对外开放的政策效力将显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长期稳定的对外合作与交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可能不再是“锦上添花”式的互通有无或利益增进，甚至可有可无的象征性合作关系，而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共同体或战略伙伴关系。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中国企业加速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技术创新和管理的水平，熟悉和掌握国际通用标准与规范，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激烈的国际竞争将迫使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人们将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更加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类自身的发展。
            从政治学和法学角度来看，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和法律的程序化与规范化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并且被逐步贯彻到行政、立法、司法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之中。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要求在2010年前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但是，无论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还是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都需要尽快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也庄严宣告：“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中国加入WTO，客观上要求我国政府体制和职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运行体制和思维习惯必须改变，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限制并且得到有效的外部监督，因为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是产生新官僚资产阶级的体制性诱因。公共权力为少数人及其利益集团所控制并得以滥用，是对民主和法制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的公然践踏和藐视，也是对个人价值及其正当权益的全面否定。
            到2010年，如果中国仍然不能真正实行党政分开，完成基础民主选举和广义民主参政、议政的法规建设以及宪法的修订和完善，切实提高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和政治权威性，实现超越单一党派利益的全民普选或直接选举，就难以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潮流，更不能真正超越发达国家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国民所普遍享有的相对民主与自由水准。那么我们这一、两代人就不能履行我们应尽的历史职责，也无法向我们的后人交代。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上说，西方主流文化并不代表一种敌视或取代东方文化的思想异端，而是经过几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竞争和扬弃所保留下来的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普及性的部分。敌视性的惧怕和消极的抵御并不能改变西方主流文化逐渐东扩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殖民者与征服者的地域文化习俗经常通过武力征服与殖民化最终部分地取代被控制地域的文化习俗，随之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当地文化习俗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习俗混合体。比如今天的英美文化、加拿大文化、德意志文化和法兰西文化其实都是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变种，早已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与渗透是最好的文化习俗传播器。因为美国综合国力强盛，科技发达，法制观念强，民主化普及程度高，才会有那么多人喜爱“麦当劳”、“肯德鸡”和好莱坞影片；因为日本经济发达，产品制作精巧，才会有那么多的西方人甘愿购买日本电器与汽车，学习被他们称为“魔鬼语言”的日语；因为法国人崇尚浪漫爱情和个人自由与闲暇，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法国葡萄酒、香水、服饰和法式大餐与面包。笔者真诚地希望有一天西方人喜欢中国的文物、书法绘画和美味佳肴，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保持数千年而变化甚少的文化习俗或者完全出于猎奇心理，而是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所致的“不得以而为之”。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城市青少年，尤其是所谓“新人类”一族的文化选择偏好中，我们已经看到西方主流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更为年轻的一代人中，可口可乐、“必胜客”（比萨馅饼）一类的快餐文化已经或正在培养出中国未来一代人的特殊味觉，我们已经不能用“救救孩子”一类的简单思维来强行矫正他们的偏好。如果饮食文化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进口大片、欧美品牌的服装、鞋帽、化妆品、巧克力、电脑办公和游戏软件、投资与保险手段、居住装饰与休闲理念乃至时尚和流行色彩，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欧美经济列强的文化烙印。
            一个仅有民族自尊而不善于学习借鉴并进行重大制度改进的国家或民族，是一个不对后人负责的危险国度或民族，至少不是一个真正成熟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民族。敢于接受和兼容，才有可能“后发制人”。换句话说，未来的中国是否强大，并不绝对取决于中国是否完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因为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习俗根本不可能被“全盘西化”（笔者一直认为那些有此顾虑的人完全是杞人忧天，因而不值一驳）。如果当年踏上美洲新大陆的移民开拓者们坚持要首先建立起自己全新的文化体系，以便有别于欧洲大陆的既定文化习俗，就可能不会有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不会有“美国式梦想”，更不会有今天以美国或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网络文化”。
            我们应当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加入WTO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经过自由竞争与淘汰而被人们所普遍欢迎和接受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和文化习俗一定是相对具有更多优点和更强生命力的优良混合体。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规定何种选择或主义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或主义，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如果一种制度安排经过一个世纪的实验和尝试，仍不能被证明是更为先进或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那么继续进行这样的试验至少是不经济的非理性行为，因为承担这一高昂成本（即整个社会放弃别种实验的机会成本）的是整个社会，并且是以牺牲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潜在福利和选择权利为代价的。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无须不断公布或出台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一个真正具有免疫力的社会经济文化机体也无须并且无法进行有效的专门保护。让能够存活的活得更好，让濒临死亡的快点死去吧！这就是经济达尔文主义的回答！
            （原载《上海改革》2000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