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透视
            作者：夏业良

              学习、借鉴、综合与创新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透视

            （一） 批判对象与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有系统的、具有哲学思辩和归纳演绎特征的经验科学，经济学在中国本来就是舶来品。如同中国曾经有过伟大的哲学思想，却没有完整的现代哲学体系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先贤智者们虽然对经济学的巨大宝库有过点滴贡献，但是今天当我们徜徉在现代经济学的广阔领域时，已经很难寻找到他们的足迹。如果继续企望从故纸堆里扒出点什么意外新发现，说一些诸如某某理论可以从中国古代某位先贤的言论里寻找到最早的思想渊源之类的话，那就好象阿Q在说早先他们赵家的祖先有多么阔，不但是自欺欺人，而且会贻笑大方，让外国人认为今天的中国人除了夸耀自己祖先的荣耀外，连正视现实的勇气都没有。
            可怕的并不是承认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许多东西来自西方，西方人似乎从来不惧怕承认他们许多领先于世的东西是通过学习东方或者中国而得来的，反而常常引以为自豪。而中国人除了在本世纪初到“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公开提出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之外，似乎一直在惧怕或戒备着西方文化的侵入。胡适博士曾倡导过“全盘西化”，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在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度里，连有限的“维新”，都会引来杀头之祸，更何况是“全盘”？
            好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马列也都是西方人，但这好的主义毕竟是从日本、俄国远东一带碾转传递过来的。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现代科学思想鼻祖，甭管它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只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什么咱都敢批判，甭管见过没见过，了解不了解，都可以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没人封咱，咱就不能自封？）上，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批它个体无完肤，毫不留情。
            于是，西方经济学家一律是庸俗经济学家，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剥削劳动人民的反动阶级辩护。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原理可以借鉴利用，但一定要批判地吸收，千万不能中毒。窃以为西方人真够幸运，他们的免疫功能怎么会那么好？他们可没有象中国这么多的人在研究如何使本国的民众不受外来思想的毒害，没有这么多思想永远正确，从不出错，专门教育人民、为老百姓指明方向的“超人”。可我就弄不懂他们的社会怎么还不崩溃？不是已经是垂死的、腐朽的、即将灭亡的吗？
            （二）评判标准与经济学研究者的理论素养
            学习了十年经济学理论，又在国外镀了那么点“金”，总算有了点滴体会，不敢说自己是大彻大悟，但至少已不象以前那么糊涂盲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着真理，但并未穷尽真理，也不是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现代经济学庞大家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流派或一个分支，而远不是经济学这门新兴科学的本原和全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不断发展中才能重新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效地对新的现实和理论作出切合实际的阐释。
            实际上，中国人只要有一次思想解放就足够了，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第一次思想解放、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真是画蛇添足！试问一下：打算解放几次？解放了一次，如果没有再禁锢起来，那还有必要再解放下去吗？老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治决策和经济形势的后面，那中国还有经济学家吗？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否有经济学家？如果有的话，他们是谁？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还是薛暮桥、许涤新、马洪、于光远？如果是马寅初、顾准、孙冶方，那么他们的命运又如何？
            文革期间连经济学家这一名称都很少见到或听说，未曾料想，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诸门学科中学习和研究人数最多的一门学科。于是经济学成为众多社会科学中耀眼夺目的“显学”，经济学家成为新闻媒介关注的重心，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到处作报告、讲学，就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发表言论，各级政府都需要他们提供决策咨询。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些人中间有很多人以前所学习的专业是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未曾接受过现代经济学的专业训练。
            如果说建国后的第一批经济学家（或者说是经济理论工作者）主要是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那么第二批经济学者主要是在这种思想的直接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较多地接受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改革开放后崭露头角的一代）正是在以他们为主的老一代经济学者的培养教育和传帮带之下成长起来的。
            建国后第一批经济学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变更和学术思想调整时期，而第二批经济学者学术生命中的黄金岁月则处于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中，这两批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与痛苦，他们在有限的研究领域内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耕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等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薛暮桥、许涤新、孙冶方、顾准、郭大力、王亚南、马洪、于光远、骆耕漠、樊弘、罗志如、孟氧、宋涛、漆琪生、蒋学模、宋则行、张薰华、洪远朋、熊映梧、何炼成、刘诗白、吴易风、吴树青、胡培兆、高鸿业、陈岱孙、张培刚、谭崇台、刘涤源、朱绍文、胡寄窗、巫宝三、钱俊瑞、陈彪如、宋承先、吴斐丹、朱彤书、钱荣堃、陶大镛、杨敬年、藤维藻、藤茂桐、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黄范章、李竞能、宋则、赵靖、叶世昌、刘国光、董辅礽、刘方棫、苏绍智、冯兰瑞、吴敬琏、蒋一苇、王珏、赵人伟、张卓元、张问敏、冒天启、杨启先、杨坚白等人。
            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建国后第三批经济理论工作者）要比他们的前辈们幸运得多，虽然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由于“文革”的干扰和影响，未能系统而全面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少人甚至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但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补充过去所欠缺的知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知识与真理的向往和渴求，使得他们以超人的意志与精力投入自己各自所追求和钻研的领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负芨国外，或接受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的系统训练，或是学习、接触和了解当今经济学理论前沿的最新成果，并且试图将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应用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正是在这一批人中间，产生了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最富有朝气和希望的学术群体。
            不同于前辈学者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框框里，他们在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和抵制了外界的种种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诱惑之后，有可能更多地超脱于政治之外。他们已经有可能发表一些与官方意见或观点不完全一致的个人见解和研究成果。当然他们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肩负着更为沉重的压力。
            他们不仅要与国内残留的“左”的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富有技巧地避免那些空洞无谓的理论争执、笔墨官司、文字游戏、甚至人身攻击，试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教学、研究和评估体系；他们率先推行经济学研究论文写作与文献引用的规范化，提倡以数量经济方法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实证方法。他们密切注视和跟踪国际上经济学研究发展的最新动态，与处于经济学理论前沿的一流经济学家建立起联系和合作的纽带。他们与老一辈经济学家合作，将大量的国外经济学理论文献译介到中国来，并努力统一和规范经济学术语，提供能为专业经济学者所广泛接受的理论背景和范式。

            （三）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基本判断
            如果说马寅初、孙冶方、顾准是建国后第一批经济学家中具有真知灼见、敢于直言的杰出代表，那么，刘国光、董辅礽、厉以宁、吴敬琏、王珏等人则可以说是第二批经济学家中在改革开放前后大声疾呼、冲锋陷阵的先锋。
            以我个人之见，在建国后第三批经济学家中，林毅夫、樊纲可以被看作当今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虽然与他们齐名或相距不远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如周其仁、张维迎、张军、盛洪、周小川、马建堂、华生、陈锡文、刘小玄、江小涓、陈东琪、蔡昉、汪丁丁、易纲、海闻、刘伟、钟朋荣、李实、李拉亚、李扬、贝多广、余永定、韩俊、朱玲、卢锋、陈宗胜、邹恒甫、宋国青、平新乔、周天勇、张春霖、张宇燕、荣兆梓、孙祁祥、杨瑞龙、张平、陈学彬、贺力平、刘树成、刘世锦、刘迎秋、刘溶沧等人。
            然而，即便是这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在国内接受经济学的基础训练，以后又在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深造或研修，因而具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和理论素养，接受了较为规范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以及广为传播的理论背景和范式，对国外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有较多的了解。
            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同时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有较多的了解和实际体验，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很多人曾在基层从事过各种实际工作，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中诸多问题和标准的多次争论。因而比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学、大学毕业后直接到国外学习的更加年轻的一代，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更多的了解和感受。因而就最近十到二十年的发展来看，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任主要地落在第三批经济学家的肩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无法等待从头接受了系统经济学训练的海外留学生在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或获得相当的地位和承认后，再回国了解、体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笔者之见，这一过程至少需要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然而，在第三批经济学家或经济学人中间也出现了大分化，有不少人以其“经济人”或“理性人”的敏锐判断，抓住人生的难得机遇，或当官从政、或下海赚钱、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样样沾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苦做学问或者当教书匠是一种不经济（甚至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行为。因而，能够耐住性子坚持做学问的人，如果不是无能透顶，做不了其它事，或者是有什么外部环境、条件限制他（她）的个人选择，那么就一定显示出强烈的个人偏好，也就是说，在其个人效用函数中，做学问这项因子一定大于函数中的其它因子。
            （四）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基本现状
            中国的经济曾经长期是短缺的经济，中国的高素质人才也同样短缺，如果二亿多人口的美国拥有十万名经济学家是比较合理的比例，那么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应当需要多少经济学家？可是，令我们汗颜的是，今天的中国，要想找出一百名经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具备良好分析能力和外语水平、掌握国际通用技术方法、对中国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有清楚的理解和把握的合格经济学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
            这样的评判绝不是来自于新闻媒介的宣传和抄作，戴上“学界泰斗”、“著名经济学家”之类的桂冠，或是来自名片上的种种头衔，如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主编、经济顾问等等，而是来自经济学界内外一切严肃的、追求学术真谛之经济学人的内心评判。
            有些所谓经济学家热衷于创建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他们既没有严密、详实的理论论证，更没有严格的逻辑起点和实证分析，只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冲动，依靠既得的地位和影响，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创建若干个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这很难让人相信这些举动是本着科学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所作出的。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做那些扎扎实实的后续工作，而只是对某一学科的创立者这一声誉有兴趣。因为创立一个能够传播久远的学科体系框架，不是他们的学识、经历、年龄、精力所能企及的。
            有些经济学家则热衷于在大报小报和各种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高产的一年可发表百篇以上。编起书来也当仁不让，各种大部头的丛书、辞书、论文集、教科书和各类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著作，一年就可编出若干部，用不了十年八年，就可著作等身、誉满天下。然而遗憾的是，若干年之后，人们除了对他们的名字非常熟悉之外，几乎记不住他们所提出的任何理论观点。
            还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创立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全新体系的中国经济学框架，这简直让人怀疑他们的理智是否正常。因为如果将建立在人类数千年经验和智慧结晶基础之上、经过二百多年无数不同国籍经济学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步完善起来的现代经济学体系抛在一边，从头再摸索一遍，无异于有路不走，走沙漠的愚人之举。更何况他们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新的体系一定比现有的更好，更适合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经济学正在越来越接近一门实证性的科学，那么科学基础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就像我们今天不必创立中国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一样，我们也不必创立中国的经济学。经济学并不姓“西方”或者“资产阶级”，中国的经济学者同样可以为这一体系添砖加瓦，未来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完全有可能，并且应该有中国人创立的概念、原理、公式、图表和理论。目前西方人在这一体系占统治地位，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经济比我们发达，素质较高的研究人员比我们多，研究方法和规范比我们先进，研究条件和手段比我们优越，经济学的研究历史和传统比我们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