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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内 “导师制”忧思录
 
 作者:夏业良 
来源:博士咖啡 日期:2006-4-20 13:26:46 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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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内 “导师制”忧思录

            一、“导师制”还是“师徒制”?
            自从我国建立学位授予制度以来,因袭英美学位教育传统的导师制便成为我国学位制度中较为固定的制度安排。相对于比肩继踵、济济一堂的本科生而言,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按照英美国家的说法应当是硕士或博士学位候选人)能够十分幸运地经常接触声名遐迩或学有专长的导师并亲聆其指教,所谓直承恩泽、尽得真传是也。
            倘若结果的确如此,倒也皆大欢喜。学术薪传、贤达辈出;师荣徒贵、利国利民;是以业精而门户兴旺,悲忧从何而来?
            然而,拨开这冠冕堂皇的幕帘,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不由得不为学术风气的纯净乃至社稷的未来而担忧。如今无论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还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三资企业、国有栋梁,以至蔓延到社会各界、市井百姓的庸俗之风是,大凡在校研究生或毕业研究生,进门伊始先要自报家门。除了报出毕业于何校或何研究所之外,免不了的俗套是“你的导师是谁?”
            倘若乃师系大名在外、一言九鼎之学界泰斗、衙门高官(古有“学而优则仕”之说,今有“仕而学则优” 甚而“仕而优则学”
            之例)、社会名流、精英人物,则可挺胸凸肚、气壮如牛,言必称恩师、著必求师序;师兄师弟不在话下,旁门师辈亦可忽略不敬。盖因其乃嫡系弟子,必得真传,实乃三生有幸、五世荣耀;学问高低、已无大妨。左右逢源、八面洞开;上可揽月、下可捉鳖。或成学术新秀、师门中坚;出书评奖,成名成家,晋升出国,百无遗漏;或下海从商,炒股论金;房产地契,手到擒来;外汇期货,运筹帷幄。或为官从政、一呼百诺,亲朋好友,尽享荣华;食不复甘,钞如废纸;出必有车,夜有伴女。学问之于斯人,或似昨日黄花,无瑕顾及;或是拉作虎皮,外强中干;或是权充谈资,亦庄亦谐。
            若夫尊师无名或声名渐下,则所到之处,壁垒丛生,容颜语调,皆有文章;真才实学,有谁考你?十载寒窗,难抵虚名,求知求学,不如求师;师比学贵,官比师贵。是以求实不如求名,求学不如求师,求师不如求官。
            如今校园已非昔日知识殿堂、问学净土,拉帮结派、自立山头者有之;随意篡改、编造数据、抄袭拼凑者有之;编者为著、抄者为编,挂名著作、空头主编者有之;假做实验、代做作业、代写论文者有之;四处寻租、贿赂考官、泄露试题、徇私舞弊者有之;直升硕博、缩短学制、提前毕业者有之;讨好评委、操纵答辩、蒙混过关、骗得学位者有之。
            不少导师名不副实、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任人唯亲。有些导师年事已高、实难履任,无奈盛情难却、挂名指导;有些导师暮年已至、垂危已矣,可谓病榻前收弟子,半途撒手归西去;有些导师公私兼顾、国内国外、台上台下、官场商海加情场,如何有瑕顾及学生?这些导师经常是不教不问、不见不想、不指不导、不即不离,真正是误人子弟!
            “导师制”下的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竟然不自觉地演变成封建时代庸俗的“师徒制”和“山头主义”。有道是:同门之谊,视如手足;师兄师弟,哥俩好啊!师姐师妹,你怜我惜;结交拜把、意在舞弊;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是以导师可以指使大师兄为小师妹代写论文,小师弟为大师兄家属调动打通关系;师母可以为弟子介绍对象,弟子也可以陪导师夫妇逛街购物,看病、度假。同门师兄弟姐妹之间更是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侃;联欢聚餐,你来我往;朝夕相处,同行同游,此乃亲情乎?师情乎?友情乎?爱情乎?长此以往,无以复加,则广义同学之情、追求真理学问同志之情安在?
            二、“导师制”的程式化、庸俗化和“自残化”倾向
            现行“导师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设置时的基本导向和有利于教学相长、切磋学问的初衷。为了维持导师的门庭兴旺,招进的学生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杂。现在的研究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
            、无其不有
            ,很多人连起码的学历都不具备,而是通过种种途径和手段,摇身一变成了具有同等学历的考生,甚至出现了某些以非正式的大专学历起家,经过包装改造后直接考上博士生的极端案例。
            以经济学研究生入学考试为例,本来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门学科中算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不但具有一定的客观衡量尺度和逻辑思维指标,而且经济学科囊括的内容相当广泛,作为基础知识要素的“工具箱”也日益膨胀。按说要凭真功夫考上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非易如反掌之事。
            但是在曾经创造过无数“人间奇迹”的神州大地上,我们又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知识大跃进”或“学问速成法 ”。在这种欺上瞒下
            、拔苗助长的“知识制假”和知识贬值 进程中,“导师制”无疑起到了“助纣为虐”的负面作用
            。无论是学问还是导师本人都受到鄙视、嘲弄和挑战,这种“自残式”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机制是否需要改造?21世纪的“导师制”教育如果一成不变,是否还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或者是可持续发展的体制?
            “导师制”越来越像一个空壳,徒有虚表、名不副实。因为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在社会,无论是升学还是求职,总是免不了要问你的导师是谁。名气大的当然是肃然起敬,好象他的学问就是你的学问,“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嘛,“没问题,没问题,名师出高徒嘛!”;可如果导师不那么有名,或者恰巧他不知道你导师的那个领域,很可能是一声“噢”便了结了,好象你的水平也不可能有多高,因为连你的导师都名不经传嘛!接下来便没你什么事了,一边待着凉快去吧!怪不得如今的学生,甭管自己水平高低,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该报考最有名的导师,可惜咱国家还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否则非报考诺奖得主的研究生不行!到那时看谁还敢小瞧咱?
            不少导师在挑选或接受自己的弟子时根本没有考虑完全引入竞争机制,而是在有限的名额中首先考虑自己所熟悉的学生,特别是曾经跟随导师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几乎毫不费力地继续读同一导师所指导的博士学位。此外,互通有无的人际关系也是当今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为研究生导师,不可能不受人之托,甚至有些导师“举亲而不避嫌”或与熟识的本校或外校、外地研究生导师进行“礼尚往来”的互换式招生。
            在日常教学指导方面,“导师制”也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效。导师多半以座谈形式“授课”,很多情况下导师让学生自己发言讨论,偶尔插言也是“神来之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让学生不知所云。有些导师从来不对学生讲研究方法或文献检索方面的经验之谈,而热衷于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还有些导师实在功力不逮,只能讲些形势、轶闻之类的杂感,中间夹杂着大量自己个人的好恶和是非标准。
            不少导师不但对给自己弟子的著作作序乐此不疲,并且还常常授意弟子为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写溢美性的评论。结果是张三的弟子必说张三的著作如何开中国XX研究之先河,堪称某某学科的“奠基者”;李四的弟子则必称李四的研究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可谓开创新时代的“大师”。学风之庸俗至此境地,实可以休矣!
            大凡硕士生、博士生举行论文答辩,导师总是邀请那些与自己观点相近、意气相投的学者组成评审和答辩委员会,所谓“物以类聚,人以思分”是也。学生不但要忙于应对,还要登门拜访和邀请(当然不能玩“空手道”,从送皮鞋、手表、高级补品到送千元现金、家用电器的不一而足,现在早已不是新闻)。
            有些导师甚至来不及把自己弟子的学位论文逐页看过并提出自己的指导意见,只好大而统之说些诸如:“前面还不错,后面再充实一下”,“实证部分需要加强”之类的“通用语”。更有些评委或答辩委员看不懂学生的学位论文,经常说些外行的话或者提出一些与主题无关的问题加以搪塞。有些学生也故弄虚玄,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位论文中充斥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公式推导和演绎过程,甚至篇幅高达80%以上,使得某些评委或答辩委员不敢承认自己实在看不懂,只能做点表面文章,然后草草通过。
            “导师制”的弊端还表现在学术偏见和人为的学术视野屏障方面。比如说跟随了某一导师,就必须以他的学术观点或方法为标准,至少不好公开地称赞其他同类学者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当自己的导师对某些学者存有成见时,说话办事更得格外小心。如果与其他学者过往太密,则可能给导师或同门弟子落下个“里通外国、吃里扒外”的印象,将来要“吃不了兜着走”。
            “导师制”的存在使得学生不敢跟导师唱反调,更不敢泄露自己实际上没有学到什么有用东西之“天机”。因为即便你说了也没什么人同情你、帮助你,反倒让那帮等着看你导师或其弟子出洋相的人看一免费笑话。更为奇怪的是,既然你成了某某的学生,你就一定是他那“圈里的人”,那些与你导师有矛盾过节或誓不戴天之仇的人竟然拿你一块儿开刀。你还别费心思回忆揣摩你在何时何地以何方式得罪了这位老师,单凭你是某某的学生,他就不能叫你痛快,如果有晋升评奖出国什么的你就别想了,就算你赶紧声明与导师“划清界限”也来不及了。
            所以别以为你导师今天当着什么主任、院长、委员会主席之类挺风光呢,好好想一想万一他下台、调走、退休、去西天报道了呢?你不知道他为你的将来埋下了隐患,不定他在台上风光时得罪了多少人呢!到时候都得你扛着!这就叫“父债子还,师孽徒担”。
            罢了罢了!这些事我说着都累,你听着不累?你要是不相信我这儿说的全是真的,你自个“微服出巡”四处访访去!要是你探访回来都相信了,你可得请我喝茶!
            1997年12月于复旦大学南区蜗牛斋
            (原载《万象》杂志2000年第8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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