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曾刊载的"我国离现代化有多远？"一文报道，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向新闻界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中国科学院推出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 据称这是我国独立创立的系统学研究初次获得的成果。该研究表明：2050年之前全国将有13个省市实现现代化，覆盖人口将占41.5%；到2050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将全面达到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060年，全国将有27个省市自治区实现现代化目标。其中上海于2015年，北京于2018年，广东于2021年，天津于2026年，江苏于2033年率先迈入现代化。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时间表是：甘肃在2062年，青海在2065年，贵州在2070年，西藏在2090年最后实现现代化。

　　多少年来，"现代化"不仅是我们长期追求并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一个总体目标，而且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萦绕在国人心中的梦想和期盼。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四届人大上郑重宣布：到20世纪末中国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从此，"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具体目标。然而当我们跨越了世纪之交的期限，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仍然处于"现代化"的门槛之外，这多少有些令人失望和困惑。

　　而这次牛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似乎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据说"这是在经过比较严格的分析和计算之后，得出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暂未包括港澳台）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该目标严格以当时的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参照，详细规定了什么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比了中国在2000年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

　　牛教授指出，人类正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现代化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我国在21世纪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已不再是传统的现代化，而是要在实现工业化时代目标的基础上叠加信息化时代的目标。此外，更高标准的现代化目标主要从"动力、质量、公平"三大要素评价现代化程度，同时也要考察：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否接近零，能源、资源消耗的弹性系数是否接近零，企业在社会科研经费投入中是否占绝对优势，信息化水平渗透到传统行业的程度，以及社会腐败指数是否稳定下降等。

　　牛文元教授称，如果北京继续加大科技和环保投入，城市和郊区的贫富差距缩小，那么北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就会提前。他还解释说刚刚发布的时间表是根据2000年的数据计算的，这一计算考虑了现代化标准---中等发达国家各项指标的动态变化。现在世界上有5大流派，分别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学和制度学5个方向研究现代化的具体含义。而我国科学家结合了这5大流派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代化评估体系，并据该体系计算出时间表。虽然大型计算机很快就完成了10亿次计算，但这一准备工作却用了一年时间。

　　笔者不清楚牛教授及其领导下的科学家群体属于上述5个方向中的哪一个，这种不同学科方向之间的结合又是怎样进行的。但我感到怀疑的是，既然包括了政治学、制度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具体含义，就不能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或相关制度的变革，而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尚未全面展开的条件下，对于未来的发展以及时间进度的估算究竟是怎样得出的？

　　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3月7日，《北京青年报》又在头版登出"北京5年后有望现代化"的消息，并且在第二版作了详细报道。该报道称，北京市长刘淇在九届人大北京代表团的讨论中提出，到2005年，北京有条件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九五"期间北京累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倍，财政收入增加了1.5倍，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 1.3倍，经济总量有了很大增长，他认为，"九五"的成就为北京在"十五"期间提前进入现代化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

　　短短的几天时间，上海和北京进入现代化的时间顺序就发生了如此明显的颠倒，简直和变魔术一般，这样的"科?quot;预测或报道还会使人相信吗？

　　看来，上述科学家采用科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并不需要进行重新计算和验证就可以轻易地予以推翻，得出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结论。北京竟然可以比先前计算的时间表提前13年进入"现代化"，这也真赶上"大跃进"的速度了。

　　问题在于如果先前计算结果的确是科学的、客观的、可靠的，那么为什么仅隔了一天，科学家就改口强调"北京现代化有望再提前"？这究竟是受到某种利益的驱动，还是因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而被迫改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科学的严肃性、客观性和一致性究竟何在？科学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科学精神何在？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到底会处于怎样的地位？

　　如果该计算结果本身就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并且是可以立即随意更改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此称为一种具有误导性或欺诈性的"伪科学"？由此而论，这种劳民伤财而又无法真正取信于民的所谓科学论证项目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20世纪留给我们的重大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有许多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所谓重要发现、预测和观点当时都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在大众中进行传播的。此外，长期以来无论是我们的新闻媒体还是政府部门，似乎都存在着一种好大喜功、好充大头、好爆冷门、好强为先的浮夸倾向。总喜欢提前报喜引起大众的关注，用豪情壮志来替代科学理性，用信心或决心替代可行性和不确定性，用良好的愿望替代客观现实。先前貌似科学的预测和先声夺人的造势与事后无情的客观现实之间的显著落差，使得政府的声誉一次次受损，与它一同受损或贬值的当然还有那些注重领会领导意图的、注解式的所?quot;科学"论证或计算，而那些顶着科学家头衔随波逐流的人，当然也不会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

　　回忆一下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各类豪言壮语所留下的遗憾和讥讽，就足以使我们冷静地进行反思。从当年的"超英赶美"到"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直到前几年徐匡迪市长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上海"到2000年达到人均GDP 5000美元"（实际上后来只有4000美元左右）的目标，难道还不能使我们吸取一点经验教训吗？

　　笔者认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进程中最具深远影响力的人物当属坚持"实事求是"作风、扎扎实实做事的一代伟人---邓小平。他在设计中国未来走向时，并未提出多少惊世骇俗的宏图伟略，而是朴实而平和地提出"小康水平"的标准，即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收入要达到800美元，而一个质朴而实际的标准，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伟大而具有大众亲和力的目标。

　　从根本上说，"现代化"的大厦需要我们几代人一砖一瓦、有条不紊、毫不浮躁地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