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参加会议期间,听到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逝世的消息。虽然早在意料之中，仍然感到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之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在此把我五年多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已收入我的文集《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中信出版社2003年）贴在这里，谨表我对这位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深切缅怀之情。另外我和弗里德曼夫妇的合影还未来得及扫描上传（那时我还没有使用数码照相机），以后有机会再补上。 
                       走近弗里德曼

                             夏业良

（写于2001年）

    最初注意到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名字，是从八十年代他来中国访问时的有关新闻报道开始的，以后又阅读了《自由选择》和《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文萃》等著作，对他的某些观点颇有拍案叫绝、相见恨晚之感。

    八十年代末当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与思潮之后，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弗里德曼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加拿大和美国学习时，或多或少地从西方人的有关议论中丰富了我对这位经济学巨匠的了解。最近两年在我主译《经济学方法论新论》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了解到他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巨大影响力 。

一、弗里德曼的求学之路与研究经历

    弗里德曼是一个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于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他的父母是20世纪初从原奥匈帝国（另一说法是弗里德曼一家是来自喀尔巴阡山的罗马尼亚移民，信奉犹太教）移民到美国的。父亲原是纽约曼哈顿经营绸布批发业务的小商人，母亲是一家小服装店的裁缝，家庭收入微薄。

    弗里德曼刚满一岁时，母亲带着他迁往新泽西州的一个小城镇----拉维，并在当地开设了一家很小的绸布店，由母亲独自经营，父亲则仍在纽约继续他的批发生意。在弗里德曼15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只得勉强维持那个小绸布店，有时还接受教会的赈济和资助。弗里德曼是勤奋而具有天份的学生，他不满16岁就完成了高中学业。由于新泽西州立拉特格斯大学为他提供了300美元的奖学金，他进入该校学习数学，为了维持生计和继续学业，在校期间他当过餐馆的侍者、学生报纸的编辑和店员等。此外还按当时的规定在预备役军官训练队接受了两年军事训练。

    在拉特格斯大学，弗里德曼起初是主修数学，为了以后的职业考虑，他认真学习有关保险统计的专业知识，并在学校通过了保险统计员的各门课程考试。然而，一方面由于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机遇，人们渴望得到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弗里德曼改变了他有可能选择的道路。

    当时在拉特格斯大学有两位老师非常赏识弗里德曼，一位是经济统计学教师阿瑟·F·伯恩斯，当时正在攻读位于纽约麦迪逊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在职博士生，并且正在撰写有关美国生产发展趋势的博士论文。该局的创始人米切尔信奉科学经验主义，强调研究事实，而不是有关经济行为的抽象理论。伯恩斯作为经验主义的追随者，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作为高年级研讨班的主要讨论内容。在他的引导下，弗里德曼锻炼了自己对经济周期复杂性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并意识到应当把自己对数学的兴趣与经济学结合起来。

    另一位老师是霍默·琼斯，当时已经完成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他经常向弗里德曼描述“芝加哥大学之梦”的美好前景，并且积极帮助弗里德曼申请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在琼斯的推荐和帮助下，弗里德曼获得芝大奖学金并得以免除学费。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是不可替代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心，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后来被视为“经济学泰斗”的弗兰克·奈特是当时经济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他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奠定了现代企业理论（即讨论价格和产量如何决定和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行为理论）的基础，不少学生因慕其名而选择芝大。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弗里德曼同时获得了布朗大学数学系的奖学金，他最终选择了经济学研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与弗里德曼同届的研究生还有乔治·斯蒂格勒（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伦·沃里斯，后来均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并与弗里德曼保持良好的私交。有一位女同学罗丝·戴尔奈特，6年后成为弗里德曼的妻子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比他低一届的研究生中，有一位叫保罗·萨缪尔森，后来于197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也是弗里德曼日后在学术争论上的主要对手。

    芝大当时的优势是拥有一批各有专长、极具个性的经济学家执教。比如与凯恩斯观点相左的货币理论专家亨利·西蒙斯、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闻名于世的保罗·道格拉斯和杰出的经济思想史学家杰克·维勒等。在芝大，浓厚的学术空气与众多一流经济学教授的面授和影响，使弗里德曼受益匪浅。短短一年时间却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研究的思想、方法论基础。

    1933年，弗里德曼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次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哥大的几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如哈罗德·霍特林、维斯林·C·米切尔、约翰·M·克拉克）把他引入数理经济学领域，使他在接受了芝加哥大学传统的制度与实证方法之严格训练（以经济统计学辅佐实证分析见长）以后，又领略到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在弗里德曼以后的学术论著中，人们常常可以察觉到这两种不同训练的影响和痕迹。

    1935年，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和沃里斯一同参与奈特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并有意将该文集定名为《竞争的伦理学》，以表现芝加哥学派与政府干预论者的意见分野。1935年夏，弗里德曼参与了国家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对消费者预算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成为他日后消费理论的两大构成部分之一。1937年秋，弗里德曼赴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职业收入结构研究，研究成果后来以《自由职业收入》（与西蒙·库兹涅茨合作）一书的形式于1946年出版。1938年，26岁的弗里德曼与同岁的芝大研究生同窗罗丝结婚，后生一儿一女。

    1941—1943年弗里德曼任财政部租税研究司首席经济学家；1943—194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军事研究部统计研究组副组长；1946年，弗里德曼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2年以后晋升为正教授，从此芝加哥大学成为他建立和传播现代货币主义的学术阵地和大本营。

    这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是根据罗纳德·科斯的回忆文章整理而成的。说的是1946年在弗里德曼申请同一职位的同时，乔治·斯蒂格勒接到芝大经济系的教授职位邀请，不过从手续上说，必须得到校方的批准。因此他与校长厄内斯特.考威尔本人见了面，然而这一任命却被校长否决了。

    公开的理由是斯蒂格勒过于经验主义化。考威尔校长曾经担任过神学院的院长，而神学是主张审慎与信任结合，并且不主张对神学教义进行经验性测试。不管怎样，考威尔的决定是令人费解的。结果斯蒂格勒在布朗大学待了一年，然后加入到哥伦比亚大学强有力的经济学教师行列之中。

    对斯蒂格勒的拒绝对于芝加哥大学来说并未造成太大的损失，因为它使得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系的教授任职成为可能。倘若当时校方没有拒绝斯蒂格勒，那么弗里德曼的任职就不可能通过。由于这一偶然事件促成弗里德曼进入芝加哥大学，日后斯蒂格勒在谈及此事时，把他1946年进入芝大任职的失败说成：也许这是“我对芝加哥大学最大的效劳”。但是斯蒂格勒最终没有被芝加哥大学拒之门外，虽然“上帝以其神秘的方式变换展示他所创造的奇迹”。

    此外弗里德曼的学术经历还包括：1953—1954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富布莱特讲师；1957—1965年为《经济计量学》期刊编辑；1964—196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69—1971年任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二、最有人缘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生性随和、能言善辩，他的个人魅力与活动能力为其经济理论增色不少。一般认为他是二战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最持久的经济学家。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他是战后凯恩斯主义最主要的论战对手，并且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怀疑和批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作为战后“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时他善于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舆论工具以及政府在公众中的影响，全面推行自己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并频繁与外国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接触，时常发表对其他国家经济现状的看法及其政策主张。

    他勇于迎接挑战，不掩饰自己的缺陷，同时又善于在争辩中修正自己已经意识到的失误。后凯恩斯主义主流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曾将弗里德曼称为经济学界的一条“膳鱼”。意指其灵活、机敏、善辩的秉性，如同将经济学理论的池水搅起波浪的“大膳鱼”。精力充沛的弗里德曼经常参加各类活动，以他那温文尔雅的仪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从1967年开始，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新闻周刊》的专栏撰稿人。应宾州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台长罗伯特.奇特斯特的邀请，弗里德曼在1977年9月到1978年5月这段时间内向公众作了15次公开演讲，演讲后举行问答辩论会，整个过程都录像并向公众发行。在电视上宣讲经济理论，这是一个创举。电视台通常首先播放某一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或地区的录像，然后由弗里德曼对之进行理论分析，很受观众的欢迎。这些电视演讲在英国播放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其内阁十分赞赏，并在英国推行和实施他的某些主张。

    此电视片后来被改摄成16毫米的电影，向世界上很多地区发行。同时又出版了根据此内容编辑的《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日本等国销售近百万册，被《纽约时报》列为“非小说类畅销书”。1951年，弗里德曼获得克拉克奖（该奖授予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1967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他的就职演说“货币政策的作用”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篇章之一。

    1976年10月14日，为表彰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领域、货币历史及货币理论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对稳定性政策复杂性的证明”，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他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1977年弗里德曼从芝加哥大学退休，离开了这一担任了三十年之久的教授职位，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1978年他获得自由基金会私人企业模范奖章。

三、亲聆大师教益

    经刘军宁先生的推荐和阿特乐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与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邀请，我于2001年4月17日赴美国费城出席一个有关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战略的国际学术会议，专题讨论的重点是审视欧洲战略及其对美洲自由贸易的反应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他们非常希望能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参与，因为欧洲和美洲的贸易战略一定会对中国的贸易产生影响。

    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代表，我于4月18日上午作了题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应对与策略”（Toward Globalization: China’s Response and Strategy）的演讲，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25分钟的演讲结束后，许多代表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私有化进程和垄断方面的问题和疑惑，虽然我尽力简短地回答问题，但原定10分钟的问答不得不延长到20分钟。这使我亲身感受到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瑞士、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立陶宛、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代表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

    会议结束前夕，阿特乐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总裁正式邀请我5月1日飞赴旧金山，参与一个庆典活动，他特别告诉我：米尔顿·弗里德曼夫妇将参加两天的活动，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转型和发展，到时他将尽量安排我与弗里德曼单独谈话。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以后的许多天我都时常在想：见到弗里德曼该说些什么？应当向他提出些什么样的问题？

    4月19-22日我应邀出席了费城学会（Philadelphia Society）的年会，在此期间还参加了由费城北京大学校友会在费城唐人街举办的欢迎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陈佳洱院士等领导的盛大晚宴。离开费城后我去了乔治.梅森大学，在那里度过紧张而愉快的一周，并且专程拜访了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教授，关于这次拜访的情况我曾写过一篇“布坎南印象”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

    接着我去华盛顿特区访问了加图研究所（Cato）和传统基金会等美国重要的非官方思想库。4月27日晚我经纽约飞赴洛杉矶，看望一位12年未见面的老友，小住两日后他携未婚妻一同驱车载我去拉斯维加斯游玩，又于5月1日送我到旧金山世纪酒店（Centennial Hotel）开会。

    5月2日上午我终于见到弗里德曼夫妇，并有幸与他们在小会客室进行了近20分钟的短暂谈话。弗里德曼得知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者，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自己到中国访问过3次，最后一次是1988年，那次感到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从大街上人们着装的颜色上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1980年和1984年那两次访问中看到人们的服装大多是草绿、灰色和蓝色），罗丝补充说：“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变化的确很大，我们经常看到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的服装和眼光都发生了变化”。

    弗里德曼还问起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状况和老百姓的住房变化，尤其问到农村教育和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状况。我尽己所能一一回答之后，问起他最近有什么文章发表，弗里德曼回答说自己年事已高，目前已经不大写了，边说边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复印件，告诉我说这是几年前写的，但是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篇文章就是我后来翻译并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那篇“如何治理我们的公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