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时代的问责革命

 杨鹏

“公共舆论”时代到来，信息平等力量横扫大地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近代西方社会，“公共舆论”一出现，社会变革就加速了。17世纪后期，“公共舆论”在英国出现；18世纪初期，“公共舆论”在法国出现；18世纪中后期，“公共舆论”在德国出现。“公共舆论”一出现，公众问责浪潮就扑面而来。西方各国的封建王权，无论它们的统治者是聪明还是愚蠢，残暴还是软弱，无一能经受住“公共舆论”的冲击。妥协的封建王权，演化成了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不妥协的封建王权，毁灭于大革命的烈火中。近年来，这个曾在人类历史上演出过许多历史转型序曲的“公共舆论”，开始悄然出现在中国，迅速激荡起了公众问责的浪潮。

近两年，从SARS到松花江污染，在强大的“公共舆论”压力下，一批官员引咎辞职。在百度上输入“问责”两字，现在可以找到相关网页998.000篇，这不算一个小数字。浏览这些网页的文章，核心内容都强调：有权当有责，失职当问责。各种类型的媒体愈来愈多，写文章提意见的人愈来愈多，而所有的作者，无论他们持什么不同的观点，他们都是汇入“公共舆论”历史长河的水滴。人类社会持续了几百年的“公共舆论”浪潮，开始从愈来愈多的传媒缺口喷涌出来，逐渐汇成了转变社会的问责洪流。

       “公共舆论”的核心，是舆论来源的多元化。无论东西方，在传统的封建王权社会中，都没有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有的不过是官府对民情的调查和对百姓的教化。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与金字塔型的信息流动结构唇齿相依。朝廷从来将信息控制视为维护统治权的重要环节。在相信天人合一的古代中国，私人不准观测和发布天文星象信息，违者处死。信息的官方垄断与控制，造成了官民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社会结构。这种本来是由特权之手建构出来的金字塔社会结构，被孔夫子提升成了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普遍永恒的“天理”。在这样的结构和意识下，官员为保持自己的“上智”地位，本能地追求垄断和控制信息。而在“公共舆论”时代到来的今天，这种官场本能的表现所能产生的唯一效果，不过是向社会不断展示着一些失职官员的自私与恶意。

近代西方，印刷术和教育普及释放了“公共舆论”的力量。今天中国，网络的迅猛发展给多元声音的传播创造了巨大空间，官方媒体吃市场饭的趋向也迫使它们不得不面对向公众传播，舆论的主人悄然由官场向公众转变。“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信息的传统垄断与控制，社会的信息流动从金字塔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化，信息平等的力量开始冲击社会的每一个等级垄断的角落。面对着信息全然对称并有自由传播手段的民众，面对着“谁都不傻，别蒙人！”的大众心理，传统那种靠信息控制和蒙人来维持稳定的作法开始失效了。历史告诉人们，西方传统封建王权面对“公共舆论”的到来，普遍都显得有气无力，它们希望“正确引导舆论”的口号都成了历史的呓语。

社会问责制：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权自我民权

任何制度下都有问责制。官员问责制，古已有之。而公众问责制，则是“公共舆论”时代的产物。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打天下坐天下，抢到皇位的君主，由上到下授予官员权力，形成层层人生依附关系。君王是主子，官员是奴才。君王的任务是保卫自家江山社稷，奴才的任务是帮君王保江山社稷。问责的主体是君王，问责的对象是官员，问责方向由上到下。中国二十四史的资治经验告诉人们，习惯于问责的朝廷死得晚些，习惯于不问责的朝廷死得早些。今天传媒许多讨论问责制的文章，许多走的还是几千年以来的路，重复着中国诸子百家的劝诫：要想长治久安，就得拿出点明君贤相的问责决心和办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学者批评，今天中国开始推进的所谓问责制，还是由上到下的问责制，是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问责制，不是公众对政府的问责制，因此还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

其实，权力由谁授予，就应由谁来问责。在权力授予的主体和程序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强调所谓的问责制，当然只可能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制，甚至其内涵，更多不过是强调上级的权威而已。中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视问责制的，莫过于法家。商鞅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上制者，罪死不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亲疏贵贱一律平等，依法问责。但是，由于权力是君王授予的，问责是君王启动的，所以法家还是把君王摘出来，放在问责制的上面，成了君王以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王有对下的问责之法，但社会却没有问责君王之法。有正常的君王问责制，却没有正常的公众问责制。今天，当我们从传媒上看到高官赶赴出事现场，严厉责问下级官员，并因此搏得传媒的感动时，我们能看到的是自古以来的君王问责制的习惯。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某种超越君王的问责制，这就是“上天问责制”。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到来，造反者将自己的问责行为，归之于天命。距今3700年前，造反起兵取代夏朝的商汤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家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讨。上帝是权力的终极授予者，君王是官员权力的授予者，官员对君王负责，君王对上帝负责。商汤革命开创了一个历史潜流：如果听到了上帝的召唤，就有权向君王问责。这就是中国古代皇权对宗教极度敏感并严加控制的原因。

3100年前，周武王在造商朝反时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上帝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上帝的耳朵。大众传媒技术和组织的迅速发展，忽然使周武王这句话有了真实的技术和组织基础。“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似乎标志着上天将权力交给了公众，标志着民权革命时代的到来。民权革命的根本指向，就是将由上到下的权力授予制转变为由下到上的权力授予制，就是将问责的终极主体由君王转到公众，就是将君王问责制转变成民主问责制。“公共舆论”时代摧毁了信息的垄断与控制，自主的传媒业者似乎成了上天的使者，他们天天将“民视”、“民听”展现在大众面前。天命不再是神秘的东西，我们天天都能通过“公共舆论”看到。人们可能会想到，既然上天已直接展现他的意志，也许我们可以在周武王的这句名言后面，加上“天权自我民权”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