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民生”问题初步解决，“民权”问题开始上升为主要问题。新时期执政的要点，要尽快从“民生管理”转向“民权治理”。

认清历史任务

当我们把孙中山“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当成一个理论解读框架，我们会发现它对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具有很高的启示价值。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化来看，我们会发现“民族、民生、民权”这“三权”并非本列关系，它们是历史性承前启后的。第一个阶段历史任务的完成，总会为第二个阶段历史任务的解决创造出条件，从而将下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呼唤出来。

从“民族”任务来看，是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决，建立统一的自主的民族国家。从近代鸦片战争到日本侵略，面对外国殖民势力的压迫，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就成了中国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先生明确了这个历史任务，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而流血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

从“民生”任务来看，是发展经济，使人民生活富裕。国民党处在“民族”问题解决的阶段，兵荒马乱，没有力量来进行“民生”建设。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完成了土地改革，推进了台湾社会的工商业发展，给台湾“民生”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时代，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同时中国先后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战争，还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人民为战争和国家军事化工业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牺牲，生活艰苦贫困，“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从邓小平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于“民生”建设，取得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成绩，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提出阶段性的历史任务，认清这种阶段性特征和历史任务的转变，对确定新时期的执政要点至关重要。执政者如果对历史任务转变失去嗅觉和敏感，不能将执政工作的要点随历史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就可能失去“历史的选择”，就可能给党和国家带来混乱和灾难。在完成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实现国家一统上，毛泽东同志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对历史任务的转移做出了错误判断，延误了“民生”建设，因此历史也就抛弃了他“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导思想。

从邓小平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进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急速提高，人们为一日三餐犯愁的时代结束了，公共的社会心理悄然开始由“民生时代”转向“民权时代”，而整个执政系统对此尚不敏感，“民生”时代形成的理念、原则、措施和方法仍然支配着执政系统，这是今天中国诸多矛盾和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的关键所在。

从“民生”阶段转移到“民权”的阶段，这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阶段。在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及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前几十年，当时的君主朝廷都曾全力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国家都曾经历过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朝廷都没有能控制和把握住经济发展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都没有能及时调整自己以适应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从而完全被历史所抛弃。

国民党在台湾，在“民族”和“民生”问题上都做得很不错，但就是在“民生”时代结束和“民权”时代到来时出现了失误，晚了半拍，没有积极主动地迎接和掌握“民权时代”的历史任务，结果弄得丢了政权。国民党在“民族”、“民生”上的成绩，没有支撑他们在“民权”阶段仍取得胜利。但同时，国民党在“民权”问题上只是错失了时机，并没有完全站在“民权”时代的对立面，因此它也没有完全为历史所抛弃，它已开始调整自己来适应“民权”时代并且站稳了脚跟。法国、俄国、德国及我国台湾的历史经验说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人民并不念旧账，他们只管现实，政治家需要有看准历史任务变化的眼光，需要有担当历史任务的决心，不然就会在历史的阴影中腐烂。

方法服从于目标

目标决定方法，任务决定措施，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新问题需要新思路新办法，这是历史的经验。不同的历史任务，自然对完成任务的措施提出不同的要求。

“民族”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军事冲突，应对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强化军事。因此社会管理，就是将散沙一盘的民众力量集中起来，调动起每个人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奉献牺牲的精神，使整个国家之成为一个高度凝聚的军事斗争工具。民族军事冲突的时代，军队就是社会的核心主体。军事斗争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价值观。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建立起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成了独立自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使中国人彻底摆脱了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的地位。但他的失误，在于他过久地延续了“民族”时期形成的理念、制度和习惯，没有敏感到“民生”时代已来临，使人民生活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毛泽东时代，完成了“民族”这个历史任务，却延误了民生时代所要求的“经济建设”。

邓小平则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民生时代。从刘少奇到邓小平，他们已经感到“民生”时代人民的呼声，血与火的战争时代结束了，人民过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人民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民生”建设与“民族”战争是两个不同的任务，要求不同的国家管理方式。

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搞对外开放，打开国门，吸引资本、技术和资源。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放开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因此必须放权让利。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以企业为中心，而不再是以军队为中心了。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给企业自由交换的权力。要发展经济，就得重视个体的创造性。要发展经济，就得重视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与专家学者。要发展经济，就得重视物质刺激，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权利。要发展经济，就不得不重视经济学并用经济学的效率思维来指导国家的政策制订和制度改革。目前的主流执政意识、干部安排、政策导向及制度建设，仍然是“民生”目标在起主导作用。

近年来，围绕改革兴起了第三次争论。仔细分析第三次改革的争论，我们会发现，许多网民之所以对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不满，许多网民之所以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表态不满，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网民在心态上已开始进入“权利时代”，而我们的经济部门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心态，还停留在“民生时代”。“民生”时代，大家关注的是如何发展生产，做大蛋糕，关注的是投入产出，关注的是效率。“民权”时代，大家关注的是权利的平等和权利的保障，这与“民生”时代差别很大。例如，大家对农民土地被剥夺很愤怒。如果按“民生”时代的经济思维，从国家来说，农用用地被低价征用，转为工商用地，这是提高了土地的产出和效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正面的，有益的。这正是地方政府的心态。但是，从“民权时代”权利平等的追求来看，这是农民的土地权利被侵犯了。又例如，从“民生思维”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由管理层收购，这对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是有益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体是正面的。但是，这可能造成国有资产分配的不均衡，少数人占有了更多的资产。对国有企业职工来说，他们在国资上享有的一些权利被侵犯了。又如腐败问题，曾经有一个说法，腐败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向市场，有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所以腐败是发展的润滑剂。这种说法，仍然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但到权利时代，腐败就是少数人对公共财富的偷盗和抢劫，腐败是对每位中国公民权利的侵犯。又例如，在民生时代，不争论，减少争吵和纠纷，埋头发展经济就是正确的选择。但到民权时代，大家围绕权利自然会有争论。权利问题，一定会有争吵，再提不争论，完全违背了权利者的意愿，侵犯了表达意愿的权利。又例如民众参与讨论国家大事，这也是民众的权利，这是民众在公权力上的参与权。又例如，前段时间，高尚全、杨鹏、周瑞金等学者开始讨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特征，提出公共品供给不足是时代矛盾焦点。其实想到深处，公共品供给问题，是民众的公共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的问题。时代变了，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不能用民生时代的旧习惯来管理民权新时代。

前段时间，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在网上受到攻击，除了一些网民的非理性因素外，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学家们沉浸在民生时代的经济逻辑中，没有能跳出来。为什么法学家逐渐取代经济学家成为正面形象呢，因为法学家是专门讲权利的，是权利时代把他们推上了历史的舞台。社会从民生转向民权，经济学家的时代就让位于法学家的时代了。

网民参与改革争论，将民情展示了出来，提醒了我们，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到来了。执政者需要学会适应和掌握“民权”时代，学会服务于“民权”时代，力争成为“民权”时代的领导者。民权时代，权利冲突上升为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依法治国，用公正高效的立法和司法来调整社会纠纷，就自然成为执政的重要内容。民权时代，权利平等意识上升，因此需要用公平标准来反省我们的政策与制度。经济领域，要反垄断，实现公平竞争。法律领域，要反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权时代，言论出版的自由会成为自然需求，因为这是思想话语的权利平等的体现，因此要不断消除不利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和制度。民权时代，人们对公权力的运行会高度敏感，人们会要求对执政者的不良行为进行揭露和公开批评。民权时代，公共政策已不再是决策精英圈的特权，因为公共政策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权利，因此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决策会成为时代趋向。所有这些，对执政传统和习惯都将提出巨大挑战。如何保障这些新诉求的权利并将其纳入法治的框架中来，这是执政的“民权治理”任务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执政要点要从“民生管理”转向“民权治理”，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民生时代”已取得的成就，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民生建设的任务。今天民权时代正来临，我们不能再对其漠视，过长地延续“民生时代”的做法，这仍然会伤害国家和百姓。

中国共产党曾经取得了“民族”时代的巨大胜利，在“民生”时代走过一段弯路，但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了调整，没有失去“民生”时代的机会，在“民生”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天的执政者面对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在保障已有的“民族”和“民生”成就的基础上，积极开创“民权”事业，满足这个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要求。这就需要从“民族”与“民生”的传统执政思维中跳出来，直面“民权”的需要，坚决而沉稳地调整执政意识及制度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