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道法家”的思想和“儒法家”的思想做了介绍之后，最后想分析一下，看看这两家思想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其实它们都有客观依据。

任何人，都习惯为自己的主观取向寻找到客观依据，这是人性使然。我们每个人做任何事，都不希望说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愿望。比如说做这件事，总会说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或者是符合什么样的规律，总是为我们的主观行为寻找到一个客观价值依据。这是很正常的，东西方都如此。像西方现代社会转型的时候，革命者说，我们的一切权利，是自然赋予的、是自然法规定的，或者说上帝赐予的。人们总要为自己的追求寻找到客观价值的依据。哲学上，将这种思维定式称之为“本质论”，“本质论”认为现象由本质决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些哲学家对本质论不满，是反本质论的，但人类思想史上，本质论是主流，这是普遍的人性的表现。

我们来看看，“道法家”和“儒法家”在支撑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客观价值依据呢？中国人喜欢说要“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的主观意志必须以客观的天的规则作为基础，这叫“天人合一”。这两家的依据可能是什么？我有一个比喻，目的是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道法家”和“儒法家”的差别。

我觉得，“儒法家”的思想，是以太阳系模型作为基础的，它也是“天人合一”的。大家可能大家不熟悉，因为天文观测对执政有巨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君王高度重视天文观测，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但这种发达，不是基于科学的需要，而是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君王统治集团要去寻求政治统治的方法，寻找统治与天道的对应关系。儒家的思想也是“天人合一”的，但是“天人合一”到什么对象上去了？“天人合一”到了太阳系上。

大家看太阳系这个图。中间是太阳，太阳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在太阳系公司里绝对控股，其他的所有的行星，都围绕太阳旋转，这就塑造了儒家“天人合一”治国的基本模式。君王就是太阳，每个臣民都是围绕太阳运行的小星星，按一定的秩序和轨道在运行，不能越轨，不能违规，越轨违规就得惩罚。整个儒家的礼仪，就是规定这个星星跟那个星星是什么关系，这个人跟那个人是什么关系，男人跟女人什么关系，不同级别的官之间是什么关系，官跟民什么关系，爷爷跟孙子是什么关系，整个礼仪系统，全在规定这个东西。这种规定，是以尊卑有别为基础的，是一个等级秩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父亲司马谈对儒家的评价，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儒家博学而没有要点，多事而功效少，所以它的理论难以完全实施。但是，它规定的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长幼之间的礼仪礼仪，是不可更改的。在司马迁心里，儒家的作用，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尊卑上下关系。

费孝通先生在《乡村调查》那本书里面，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差序结构”，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社会秩序，建立在维护差别的秩序的基础上。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就有差别，男尊女卑，形成一整套的秩序系统。儒家的“天人合一”，原则取法的是太阳系。

我们只要一想今天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我们就明白，仍然还是一个太阳系结构。我们过去唱“东方红，太阳升……”，领袖是太阳，太阳是中心。我们称中央政府，什么叫中央政府？一定要有一个中央，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央，全社会以领袖为中央。只要看人民大大会堂上灯的布置，中间是一个大太阳，五角星闪着，四面是小星星，几乎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太阳系结构。这是“天人合一”的，这种“天人合一”，将社会制度与太阳系的结构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很封闭的等级结构。在这种背景下，按这样的原则来立法，我们就自然可以看到一个太阳系法律系统。君王高高在上，在中央，其它的一切环绕君王，环绕中央。   

太阳系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一个中心调控结构，系统中其它部分全都围绕这个中心在旋转。今天只要看文件，总是强调以谁谁谁为中心，为核心，这个居中的领袖，就是太阳系中的太阳，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个中央结构来安排自己。这是民族政治文化心理，领导人自己想当太阳，甚至民众也想让领导当太阳，发出光辉来照耀大家。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词，雷锋之歌唱到，“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开一个作协大家，政府领导要来讲话，来教导大家。为什么政府领导可以很自信地要来教导作家要如何写作呢？为什么许多作家也希望高层领导出席作协大会呢？因为领导是太阳，作家嘛，只是太阳系边缘的小星星，必须转围着太阳转，从太阳那儿分享阳光与温暖。政府官员在教育作家们，指导作家写作，作家们也很自觉地拿着小本子记录，会后还要谈谈感想，说受到了启发。你说这样的情景怪不怪？想想太阳系结构，就一点不怪了。这是太阳与卫星的关系，当然应当如此。村长是村里的太阳，乡长是乡里的太阳，就是如此。政治领导人，习惯把自己放到太阳的位置上，对上是卫星，对下是太阳。我这样说，是一个客观现象描述，没有任何价值评判，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如此。

法律人，当然要讲依法治国，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是按太阳系结构制定的，能平等吗？太阳系中的小行星要与太阳平等，根本不可能。太阳那么大，其他星星那么小，都围绕着太阳转，有一定的秩序。你越出这个轨道，这个系统就灭了你。不能越轨！如果我们中国人，从领导到老百姓心中的社会秩序，潜存的依然是这个太阳系结构，自由平等的宪政就根本不可能。为什么？知识分子喜欢宪政，老百姓还是希望出现太阳明君。这个太阳不行了，光不够亮了，大家就埋怨，换一个太阳吧！换一个更亮的太阳。大家最渴望的就是这样，由一个光明的太阳来规范秩序，来温暖大家，来照亮中国，这样才能形成这么一个有序的差序结构，太阳系的稳定高于一切。如果仍然是这样的民族心理，我们所追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做不到。平等的前提，是每个个体是独立自主的，社会的秩序，是独立而平等的个体间的互动关系，不是大家都仰望一个中央太阳。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都集中表达了这个国家的制度精神，是这个国家的精神象征。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统治精神的象征表达。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五星红旗，把它与太阳系比较一下，不就是太阳与星星的关系吗？我们国家的精神象征，就是这么一个太阳系结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也是太阳照亮四方，所以说国共两党是兄弟党。在太阳与其它行星之间，在大星星和小星星之间，可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不可能的。我们国旗的精神原则，并非没有客观依据，有的。这个客观依据是与太阳系的“天人合一”，这种经验是高度经验性的，只要对老百姓说，“你看太阳在天空照着”，很容易让百姓联想到君王在上面管着。国旗反映的，是儒家的宇宙观。宇宙是中心调控，分中央和边缘，分上下等级。

中国商朝的时候，统治性的天文观认为，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因此有太阳崇拜。君王就是人间的太阳，所以老百姓骂商纣王，“是日何丧，予与汝皆亡！”这个太阳何时完蛋，我愿与你同归于尽。通过骂太阳，来骂自比为太阳的商纣王。周朝推翻了商朝，不愿意继续让被商朝抹黑了的太阳来当宇宙的中心，就开始让北斗星来做宇宙的中心。现在留下的中国远古天文学，就是以北斗七星作为中心的天文学，以北斗星来建立天文参照系统。从太阳为中心到北斗为中心，中心的内容变了，但仍然是有中心的，仍然是中心调控结构。北斗斗柄指东方，是春天，指南方，是夏天，指西方，是秋天，指北方，是冬天。你看，北斗一指，季节为之变化，北斗多么权威！所以我们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来歌唱领袖。这样的太阳崇拜，这是从殷商太阳崇拜的政治文化系统继承过来的。孔子从周，所以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领袖就是北斗，众星环绕，听命于北斗。孔夫子是北斗崇拜的。有北斗崇拜的政治文化基因，我们就有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起毛泽东”这样歌颂领袖的歌曲，这是从周朝的北斗崇拜系统继承过来的。我不了解国民党的文学艺术，估计也会有歌曲说蒋介石是北斗是太阳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建国后的统治哲学，被儒家思想暗暗侵入了。传统思想要素的力量，好厉害！

了解历史是为了了解今天，是为了了解未来，历史传统就活在今天，也可能存活到未来去。从太平天国以来，就开始砸孔家店。“五四运动”砸孔家店，毛泽东晚年也砸孔家店。直到今天，我们的制度灵魂，我们的国旗，不仍然是孔家店吗？历史的讽刺，历史的悲哀！

前几年，有学者提出修宪，说我们的《宪法》结构上不合理，前言太长了，应把前言拿掉。人人都明白，前言的内容，就是明确太阳是谁。把前言拿掉，不就是想把太阳拿掉吗？这样太阳系不散架了？把太阳拿掉，就是不想要太阳系结构。太阳能答应吗？别说太阳不干，就是许多习惯于太阳系的百姓小星星们也不习惯，没有太阳，谁来统筹秩序呢？小星星没有了太阳的牵引和控制，还不乱撞在一起！一放就乱。经济上没有一放就乱，政治上为什么就一放就乱呢？其实乱只是一个中间过程，最终都有秩序在形成，只是秩序结构不同而已。习惯太阳系秩序，这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害怕宇宙秩序，不相信自由平等的个体互动能搞出一个和谐的秩序。是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太极图，但很少有人有信心建立一个太极图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自由宪政的难处。

上面有太阳系的图和五星红旗的图，我们自然会看到两者的统一。中央政府的权力当然得大，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当然得丰厚，中央税收当然得重，道理很简单，太阳系中太阳的质量极大，所有的重量和力量都集中在太阳上面了。当社会一出现问题，大家都呼吁加强政府支持，呼吁加强政府调控，希望政府来解决问题，希望政府来照亮大家。在这样的宇宙观和政治观下，法律的职能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维护太阳系结构，这样的法律，是中心边缘关系、上下等级关系的稳定高于一切，中央权威高于一切，这才是要点。所以，法律是以维护中心边缘结构，维护等级秩序，保障差秩结构为已任的，这就是政府眼中的真正的法律，这就是中国法律的真正潜规则。当然，这不会是今天一般法律人心的法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