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或者法律思想史上，除了“儒法结构”占主流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道法家”。“道法家”，就是道家与法家结合的产物，比如说汉朝行“黄老之治”，唐朝的时候贞观之治行“黄老之治”。“黄老之治”是什么东西？就是“道法家之治”。“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黄老学”，就是黄帝和老子的学问。黄帝还有学问？中国最早的甲骨文中，《尚书》、《左传》中，根本没有黄帝这号人物。黄帝成为中国人的祖先，主要是司马迁的《史记》给创造的。“黄帝”，从“皇帝”转过来。“皇帝”，就是“光明的上帝”，其实“黄帝”的原型就是“上帝”，被世俗化了。战国时期，道家将自己的理论，托古在黄帝身上，弄出些黄帝的学问，然后与老子的思想合在一起，称为“黄老”。“黄老”的核心，就是“道+法”，是道家和法家的结合。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了“道家”思想，他总结的“道家”，就是黄老道家。黄老学是战国后期的显学，是战国后期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诸子百家之争的最后整合。我自己对黄老学有一个总结：道家为树根，法家为树干，儒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农家为枝叶。《黄老帛书》、《慎子》、《尹文子》等属于黄老著作。我们中国哲学思想史上被归于“杂家”的东西，如《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都属于黄老范围。《韩非子》、《庄子》中也有不少黄老思想。司马迁《史记》中，明确强调中国春秋战国以来最优秀的思想成果，就是道家黄老学。

我引了一些“道法家”的内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表达的思想与“儒法家”的差别很大。第一本是《黄老帛书》。《黄老帛书》是道家黄老学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老子以后，道家有两线发展，一个是老庄，就是老子和庄子，这条线走向了个人化，然后走向了出世，就是否定现实，离开社会，追求个人精神境界的自由自主。另外还有一线是道家黄老学，它是入世的，它是政治哲学，是国家治理的理论。《黄老帛书》是战国时期的，我引它的第一章，大家一起研究：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夫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道生法”，这是什么意思呢？“法”的原则，是从“道”的原则里面衍生出来。也就是说，法律不是人为发明的产物，而是对“道”的原则的发现和落实。法律的原则是客观的，存在于宇宙之中，存在于事物客观的规律之中，等待我们去发现并将其转化为立法原则。在这样的前提下，它说，“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什么叫法呢？法就是用一种标准去衡量得失，去明确曲直。所以“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所以真正按照道的原则去治理国家的人，他能够把法律制订出来，但他自己不敢违反法律。“法立而弗敢废也”，法律建立起来了，他不能够去废除它。“夫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能够按照这样的法律准绳去治理国家，这样能够知道天下的事情，不会迷惑。

法律哲学中，法律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有辩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统治阶级的，这样的法律哲学，建立在宇宙就是等级性的，就是有统治与被统治的这样的暗含前提之上。法律是契约，可以解释为个体主观互动，是主观平衡的。但也可解释为客观的原则，主观互动，一定会遵循公平的原则，而公平原则，是有客观依据的。道法家是客观主义者，“道”是客观的，由“道”生出的“法”，是有客观依据的，这就是“天道”。 如果我们认定法律只能是统治者主观意志的产物，那么法律的随意变更就是正常的了。我当了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受过去的统治者的意志左右呢？我当然要更搞一套，以展现我的意志。  

大家再来看《管子》。《管子》是战国时期非常著名的著作，主要思想是道家黄老学。上面说：

“明王在上，而道法行于国。”

注意“道法”这个概念。如果有一个 明智的君王在管理国家，“道法”，由道而生的法，一定行于整个国家。中国古代有“道德”这个概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法”概念。在通俗文化中，“道法”这个概念不流行。“德”与伦理相关，与礼俗相关，与多数百姓相关。“法”与法治相关，与普通百姓有距离。春秋战国时期，“道法”这个概念非常时髦，所以叫“明王在上，而道法行于国”。

“道”与“法”合在一起，规定了法律的来源。法律从道来，法律并不是我们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依据某一种客观的永恒的、和谐的法则制订出来的。这个思想与古希腊、罗马自然法思想属于一类。专家们可以去分析希腊、罗马的神法、自然法与中国“道法”的差别，但在相信有超越统治意志的更高的法律原则这个问题上，它们是相通的。法律之上，还有一个超越法律的更神圣的力量或法则，超越了法律，当然更超越了君王。君王在法律之下，法律在“道”之下。   

我们再引中国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家慎子的著作，他说：

“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

“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绳就是准则，准绳。治理国家，不援引法律之外的理由。也不片面地引用法律的部分内容，而是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法律。“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不急不缓，一切以法为据。“守成理”，坚守着天然生成的法理，“因自然”，顺应自然的法则。慎子也是法律客观主义者，认定法律是“守成理，因自然”的产物。“祸福生乎道法”，对每个人来说，赏罚祸福，出于法律原则，而不是基于某个君王的个人好恶。注意，这与“八柄、八统、八议”在原则上完全冲突。“而不出乎爱恶”，就是说老百姓的祸福不是出于官员和君王的爱恶，爱好或者厌恶，而是出于法律的基本原则。君王依法治国，是法律在决定祸福，而不是君王的主观取向在决定祸福。   

我们来看韩非子，他也是道法家，很有名。《韩非子》上说：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就是说古代的明君以“道”作为“常”，“常”就是不变的法则，以法律作为治国之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如果按照这样的基本法则去治理国家，名声就很尊荣，如果不按照这样的基本法则去治理国家，名声就绝断。“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智能明白通达，这是一种单个的个人能力，有这种能力可以行得通，没这种能力就行不通。“道”不可言传，对“道”的体会也不可言传，所以个人智能是不能遗传下去，也不能教会人，我们不能靠这种不能遗传、不能传播的单个个人的特殊才能来治国。法律是稳定的，是可以传下去的，比个人的智能更稳定安全。一个国家，如果按照天道的法则，建立起法律制度，按这样的法律制度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一定是万全的。国家命运，不能依托在某个领袖人物的个人“智能”上。如果君王按照自己的智慧和个人的能力，凭自己的主观智慧和能力治理国家，必然会出现失误。不要信任治国者个人的才华，那怕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也不可靠，可靠的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稳定的法律，要信任万全的法律，这是道法家的政治哲学。《老子》在第六十五章中说：“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韩非强调“道法”治国，是对老子的继承。

大家注意，在这里，道家与儒家的差别出来了，道法家的政治哲学跟儒法家的政治哲学差别很大。“儒法家”是圣人治国，因此强调修身；道法家是法律治国，强调严格执法。

君王按照一套符合天道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君王自己也不能轻易地改动和废除法律。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律是从天道秩序来的，而这个天道秩序高于任何个人，包括可能伟光大的君王。

宪政，宪政，就是限制政治权力。道法，道法，“道”就是对“法”的限制，“法”是对君王权力的限制。为什么要限制权力呢？道法家认为，权力本身是从宇宙秩序的残缺处生出来的，在此我们不再细讲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分析权力本身的性质，讲讲道法家的权力观。

我们讲宪政，讲了那么多年，大家还是没有看到宪政的基本原则能够在中国得以实现。原因是什么？总是有一些人超越在法律之上，他们可以轻易的废除法律，轻易地扭曲法律。甚至立法时，法律的背后的原则也是高度特权化、等级化的，这样的法律是恶法不是良法，是“无道法”而不是“道法”。我们看到的许多法律，并不是我们说的很普遍的平衡的天道秩序的一种表现。总有人以为自己是神，有权超越自然秩序，有权玩弄法律，他们还有一种恶劣传统可以依赖，这就是儒法家传统，它把等级压迫说成是天理了！但是，是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没有自由宪政的思想基因？有，不是没有，只不过这些优秀的思想基因在历史上没有起到主流作用，被压制了。西方宪政思想，可以在中国的道法家思想中找到同盟军，找到其生长的土壤。中国文化有许多源流，有的是暗流，有的是明流。从法律思想上讲，儒法家是明流，道法家是暗流。只要有暗流，就证明中国人心灵也有这样的层面，中国心灵不是接受不了自由宪政。西方自由宪政这个洪流，可以与中国道法家这个暗流接通，形成中国未来自由宪政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