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从来不认为政治权力是神圣的，也不认为政治权力就是恶。法家认为，政治权力不过是实现权势和利益的手段。历史上，由于法家的政治价值中性，法家可与道家结合，也可与法家结合。法家与儒家结合的社会，表现在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中，这是政治权力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政治权力覆盖面最大，政治干预最为深入的社会。儒家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细至入微的礼仪控制，加上法家的严刑峻法，残酷屠杀，百姓就则得咎，无所措手足。中国古代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礼主刑辅”。法家与儒家结合，政治权力管制的重点，就是社会。因为相应政治即善，所以管得过宽。又因为管得过宽，所以遇到的麻烦就多，于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就跟上，直到逼得民变四起。“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以为，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中国古代留下来的法典，基本是王朝中后期修订完成，无不以“礼法”结合为原则。一切权利归权力。

法家与道家的结合，表现在战国《管子》、《黄老帛书》、《慎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道家黄老著作中，这是一个基本放弃笔杆子，而将枪杆子集中在国防、国安、司法、救济领域的社会。将权力集中于政权要害部位，其余权利释放到社会中去。号称无为而治，其实是收缩战线，睁着眼晴，严酷镇压一切可能侵害政权的行为。这是一种不追求思想和日常生活控制的冷酷、自律、要点清晰、严格依法治国的治国状态。皇帝深居简出，高深莫测，治吏不治民，全然依靠军队、克格勃、中央情报局、法官治国，全国官吏战战兢兢，稍不留神就被处死。这种治国情况，历史上称之为“道法”，住往只会出现在历史王朝的开国之初。

三、伟大政治家视政治权力为恶狗

 伟大的政治家应当有什么样的标准？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道家和法家设定的标准并不一致。儒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道德的榜样，人民的救星。法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依法治人的榜样，战无不胜的统治者。道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依法治官的榜样，是能够控制政治之恶，给民间自主的政治家。

从中国市场经济、工商业发展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的现代政治转型，需要以政治权力为恶的价值共识，需要以制约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构架，价值与制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看，可以充分利用的，正是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辅之以法家的法律制度化手段。简略而言，“道本法用”。

在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中，政治权力是一只恶狗，可用于看家护院。但这只恶狗要用铁链子栓在院子里，不能随便放出来，不然就咬伤百姓。道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手牵权力恶狗的政治家，将恶狗用于看家护院，却不放狗乱咬人。这个院子的范围，就是老子所说的国防、国安、司法和社会救济。但是，栓恶狗的铁链子是什么？道家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从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和“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这样的句子来看，大概指的是民众的造反和叛乱。这样的制约手段，成本高，牺牲大，这不是栓恶狗，而是将恶狗打死。总的来说，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取向是正确的，但缺少良好的制度构架。

伟大的政治家，是能够知晓权力之恶并用价值和制度来制约权力之恶的政治家，是能够战胜政治权力恶性膨胀的政治家，这正是老子所强调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视政治权力为恶狗，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政治家吗？汉文帝和唐太宗有点这种感觉，前者开创“文景之治”，后者开创“贞观之治”。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将他们的这种价值感受转化为可以传承的制度。中国的法家，是制度化力量的核心，但从价值取向看，中国政治史的发展说明，中国的法律走的不是逐步道家化的路，而是逐步儒家化的路。法家的政治手段，逐渐服务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这样，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儒家不断给恶狗穿上龙袍画上光环，而法家则给恶狗装上了狼的牙齿。恶狗就这样由为人看家护院的狗变成了人凶恶的主人。百姓既为恶狗头上的儒家光环（天子）所迷惑，又畏惧恶狗的狼牙。

西方历史上，给政治权力这只恶狗上光环和装狼牙的事，同样持续了上千年的历史。而把恶狗视为恶狗，给恶狗栓上铁链约束在院子中的事，是从美国革命后才真正开始的。

人类最伟大的现代政治成就是什么？如果不是脑子长虫，一定会首肯美国。美国政治家留给人类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迄今仍是人类的政治榜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宣称，我们的政治价值共识和政治制度构建，比美国的政治价值共识和政治制度构建更符合人性，更代表人类的未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精神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将政治权力视为恶狗并将其用制度栓了起来吗？一群政治家组建一个国家，竟然把权力制衡和权力约束作为政治制度构建的核心，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政治奇迹。中国道家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的价值判断，在中国政治价值观历史上没有成为主流。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关于政治乃恶的价值观，逐渐演化成了西方政治的价值主流。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无不强调，政治乃无可奈何之恶。一切政治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和控制，民主程序下的合法政治权力也不能轻易放过，民主议会的权力也不能是绝对的。美国的宪法审查，德国的宪法法院，就是对民主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制约。西方历史上关于政治乃恶的价值判断，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首先得到了落实，这成就了美国，也逐渐成就了整个西方世界。历史已说明，那个国家能控制住政治权力之恶，那个国家就走向富强。

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明确回答，这就是那些能控制住政治之恶的政治家。伟大政治的根本取向，就在于管束住政治权力，以权利控制权力。伟大政治的根本取向，就在于用价值共识和制度构架，将政治权力栓在“抱残守缺”的范围内，使权力服务于权利，而不是相反。政治权力不是生产性的，行善非政治本性所能，只要控制住了政治之恶，社会生产性力量自然发展，至善自然生成。但是，控制政治之恶，乃人间最难之事，所以老子有言：“强行者有志。”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嘴说：“不同类型的政体，是不同类型的集体性格。政治制度当然不是从木头和石头里生出来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儒家的政治理论，对中国人的集体性格具有深刻的塑造作用，使权力神圣化，造成百姓对权力的敬仰和依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这是对集体性格的改造，而这样的历史任务，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