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想说爱你不容易——评1.12铁路价格听证会
 
 
  　　　　　　　　　　　 　 　余 晖

1月12日下午15点50分左右，中央电视台在慷慨直播了近3个小时之后，提前半个多小时，便使这次盛况空前的听证会告别了意犹未尽的广大观众，他们中间当然有不少是无力看网上直播，但注定要挤火车回家过年的外地务工者。好在另一家获直播殊荣的新华网告诉我这样的爱管闲事的旁观者，听证会是在大多数代表同意听证申请者即铁道部的申请方案------部分线路旅客列车的基准票价，在春运和其他旺季应该最高上下浮动30%------的轻松气氛中顺利结束的。

其实，这个结果，我在2天前就已经预料到了（见《中国经济时报》1月10日）。只不过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但却过早结束的较量，没有短兵相接，也没有弥漫硝烟。因为电视直播和平面媒体解禁，使本次听证会与国家计委前两次电信价格听证会相比，有了真正的公开；但也正是因为有了直播的压力，本次听证会被有意无意“设计”成了一次本不该是波澜不惊的公开“秀”。但公开秀也有好处，它让我们亲眼目睹了胜利者及其支持者的外强中干，以及失败者的茫然无助。面对这一朵“带刺的玫瑰”，恐怕所有真假爱慕者此刻的内心感叹都是：“听证会啊，想说爱你不容易！”

首先，作为强势利益集团的铁道部门，不得不首次面对它的“运输产品”消费者，还要花时间细心整理并向代表和中介机构披露自己宝贵的内部信息，由此产生的成本和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其次，作为以弱势群体为主的消费者，由于缺乏知识结构和时间的支持，无法核实铁道部门所提供信息的真伪，只能以一些感性的认识换取人们不怎么起作用的同情；又次，那些被指定的专家学者，如果对铁路运输市场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面对才拿到手的资料，同样有可能出现“失语”或“乱语”的尴尬，由此损害自己的光辉形象；再次，作为主持人和裁决者的国家计委，本来应该以更完善的程序，如提前更多的时间开听证会、事前向社会公布申请人的方案、公布代表的身份和职业背景使其更具代表性等，但这样做，可能会使听证会难以控制，不这样做，又会使人怀疑其偏向强势利益集团或被后者所“收买”。另外，央视也难，它既不愿放弃这份殊容，但如果直播成本得不到完全补偿（象直播奥运会那样），它就只能选择部分转播，给观众留下遗憾。

因此从目前的和可预计的最终结果来看，本次听证会，肯定无法使听证这一目前在中国最有效的经济民主制度，真正实现其由暗箱操作到公开博弈、由强势利益集团操纵到多元利益均衡的质的飞跃。它实际上是把旧有的利益格局，用了一种似乎更公开的程序继续保持了下来，而真正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并未实质触及。

那么，本次听证会的主题，即铁路部分客运价格在特定时段由政府定价过度到政府指导价的真实制度含义是什么呢？我个人以为，这是在中国目前交通运输市场竞争秩序扭曲，以及铁路行政性垂直一体化垄断体制下，政府和铁路部门为掩盖资源配置效率和铁路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下，以价格手段“消峰平谷”为借口，把难以控制的成本负担转嫁给铁路运输消费者的一种权宜之计。

造成铁路客运在春运期间供不应求的现象，除了国人的传统习俗外，还有两个更主要的原因，其一，铁路产业的长期垄断和改革滞后，使它成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最慢的部门之一。一方面，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对铁路发展的投资和鼓励政策远远弱于对电信、电力、民航、公路等基础设施产业的支持，而且大量的政府投资被用于公益性和扶贫性的铁路建设，但与此同时，繁忙线路的主干路轨建设市场一直没有放开，可竞争的客货运输业务没有和路轨传输业务分开并展开竞争；另一方面，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垄断体制，使铁路部门的生产经营效率难以改善，成本更加难以控制，明亏暗盈成为必然。其二，近年来，不同运输市场之间虽然开始出现竞争，铁老大的地位有所动摇，但在民航、公路等运输市场上，政府的干预和过度管制依然十分严重，没有从根本上对铁路行业的竞争力构成威胁。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当客运高峰时段，运输部门之间不是降价竞争，反而是求助于政府行业和价格主管部门互相攀比涨价，丝毫没有把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权益放在眼里。

就铁路而言，在铁路运输能力（尤其是路轨传输能力）有限的制约下，高峰季节政府价格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如果为了弥补铁路部门临时成本的真实增加，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其负担，如本次听证会大多数意见支持的上浮客运价格；但如果上浮幅度不够（如30%），经验证明，又不足以实现其消峰平谷的社会目标。由此推论，如果按照方案的上浮幅度，实际上只能是让消费者来弥补铁路部门的临时成本开支。进一步说，消费者不但在本来就可能不合理的客运基价中支付了额外的价格（铁路建设基金），还要支付与运输服务质量无关的上浮价格，而且还要支付更多影子价格（如定票费、贿赂铁路职工、非正常候车时间等），这是否太不合算和太不公平。因此，我们看到，消费者代表反对价格上浮其实是非常理性的选择：他们实际上能够承受拥挤的副效用，因为他们平时工作的副效用甚至更大，但他们不愿意支付不能明显减低此副效用的额外成本。

但春运等季节的拥挤毕竟还有严重的社会副效用，它包括民众对政府和垄断企业的不满，也包括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心理的扭曲和不稳定因素等。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这种社会副效用呢？答案无非有二：一是铁路部门本身，这实际上是垄断经营者应尽的普遍服务义务，铁路部门必须降低他不为外人知的不合理成本和收入；二是作为铁路企业拥有者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如果没有办法降低铁路部门的成本和有效控制其不合理收入，政府就应该一方面考虑对铁路临时成本增加给予补贴（如削减铁路上缴利润），另一方面考虑给予那些愿意或不得不留在他乡过节的低收入务工者适当补助，改善其节期生活质量。然而，这种社会成本可能更小的政策选择，在本次听证会上却没有一个代表提出。遗憾的是，连那些学者专家也认为涨价是唯一的出路。

话说回来，下次铁路价格听证会应该怎样开呢？我以为，如果继续延续成本加成的定价机制，就必须首先对目前铁路的基价结构及其水平进行听证，再来考虑价格浮动的调整以及临时成本增加的补偿措施。如果将来铁路产业进行了网运分离、客货运分离，引入了多元所有制主体竞争，建立了独立的行业监管机构，就应该考虑让监管机构来主持听证会，讨论价格上限监管机制，使价格浮动不再以成本基数为基础，而是以通货膨胀率指数为上限，并适当考虑特殊季节的成本上升因素。当然，听证会的举行必须大大提前（至少3个月）；所有书面申请资料必须相应提前公开；预选的代表必须相应提前公开，由公众投票最终产生；电视直播必须是全程的；最后，听证会的案卷必须成为最终决策的首要依据。只有这样，“三个代表”的伟大精神才能够真正落实，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经济民主制度的好处。

听证会，虽然爱你不容易，但改革开放的中国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