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译为学，以友为师---飘在经济学界

作者：余晖 
 

  在经济学界混了10年，虽然浪得一点虚名，却时刻提醒自己只不过是个半桶子水，甚至不敢自视为经济学科班出身。仔细想想，所知道的一鳞半爪之经济学理论，乃源自一直不停的翻译和许多可以为师的朋友。
1979年高考，考的是理科，结果数理化的成绩总共才60分。当时16岁的懵懂小子，才幡然醒悟，知道要走出那个美丽却偏远贫瘠的山村，只有高考这一条华山险路。定下来第二年考文科后，遂开始克服看书打瞌睡的毛病，关在一间小屋里，白天两耳不闻窗外事，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没日没夜的肯一堆复习资料。天可怜见，1980年我以319分侥幸通过了高考。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英语只计30%，而我的实际分数只有9分。
其实当时我想而且也能够去江西大学中文系，但完全处于功利的考虑，母亲为我填报的是江西财经学院（现在的江西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了冤家。我至今都不认为自己喜欢经济学。
在那个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才有图书馆的大学，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除了恶补英语和数学外，便杂乱地看书。西方经济学是选修课，连正式的教材都没有。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和会计统计是主课，仍然未脱离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政治经济学，除了选读根本读不懂的《资本论》，用的教材是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这两种书加上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成了我的经济学入门书。工业经济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所谓的“工业结构”，即工业部门间的协调发展。我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好象是探讨江西省的工业结构调整，发表在1982年某期的《江西财经学院学报》上（第一次得稿费，记得很清楚，是18元）。因此，要说我大学里系统学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
1984年，“路径依赖”效应首次发生在我身上。我又侥幸的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开始接受当时所长为蒋一苇的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教育。研究生院的教学是放羊式的，一年也见不了几次导师。校园开始在万寿路的解放军后勤学院，1985年下半年才搬到现在的望京路（当时的通讯地址是“六公坟”），更惨的是到毕业时还不见一个象样的图书馆（教室和图书室皆是简易的平房）。而且西方经济学仍然是选修课，高鸿业教授翻译的萨谬尔森的《经济学》还未入坊间。印象里同学们谈的最多的是科乃尔的《短缺经济学》。我的研究方向是工业结构，所以还记得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由于我的硕士论文是《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停滞性工业结构》，所以也读了一些发展经济学的书。因此，就我而言，仍然缺乏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好在那时参加过几次体改研究所的调研，加上毕业论文调查，去过甘肃、陕西、青海、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河南、辽宁等中西部城市，对转轨初期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有所感觉，而数量不多的“头脑风暴”乃得益于体改所的课题讨论会。并由此认识了王晓鲁、曹远征、张少杰。和盛洪认识并成为朋友，是他读工业经济所的博士时，凑巧借住在我的宿舍。当时盛洪给我的印象是喜欢争论和下围棋，还偶尔踢踢足球。可惜的是，我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和这些当时已经相当优秀的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学者交流，并因此足够受惠。到毕业时，也只充其量学会了写就事论事的调查报告。
1987年毕业分配，我一个非党分子选择了中共中央党校，本想打破对经济学的路径依赖，转而研究政治学，并把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促使我作出这一后来看来明显轻率的选择的“思想”动机是，毛是集权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倡导者和成功的实践者，他领导的党之所以能够把代表资本主义的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必然是毛的政治哲学有其合理内核。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绕不过对集权式社会主义的扬弃，那么放弃毛的政治哲学，果然能够把中国带入一个普遍繁荣且稳定持续发展的国度吗？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那里早就解决了。虽然1987-1992年间的左倾思潮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步伐，但中国在邓的南巡讲话后，依然而且加速了向“海洋”文化（《河殇》语）的迈进。随着《河殇》的沉默和“六四”风波的平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也开始向经验主义和世俗主义转化。人们很快速地抛弃了毛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语）无情地出现在中国的思想界。无足轻重的我，作为在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的一名助教，两年内除了只给“第三梯队”讲过一堂课外，便整日介与王海东、谢鲁江、刘俊杰等围棋篮球为乐，思想上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苦闷和拮据（当时正在恋爱中，每月的收入只有200元左右）的我不得不再次作出选择。
于是在1989年5月，我再一次“路径依赖”地下了“海”，来到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中
国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成为一名项目经理，从事把科学院研究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的科技兴国的事业。这个基金会的领导，大都是退居二线的中科院的局处长们。在基金的使用方面，本想做一些风险性投资，但大多数项目还是撒“胡椒面”，许多贷款和投资连本都难以收回。大约在1990年夏天，我和其他一些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同事被派到珠海特区斗门县一家名为“通达饲料厂”的中外合作企业工作，充当厂里不同部门的负责。我先做办公室主任，后来做代理厂长。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除了处理鸡毛蒜皮的事务，就是和工人一道在粉尘弥漫的车间流汗，还到田间水潭边的棚屋里走访饲养专业户。在我还来不及把学到一点皮毛的企业管理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时候，在合作方县政府和港商的逼迫下，不得不打道回京。本来有机会到惠州创天下，但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具备“企业家精神”，便彻底放弃了经商的念头。广东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澳热，就是街边大排挡的“炒田螺”了。1992年初回京后，依然在基金会，做催债的工作，一年有半年多的时间出差各地，唯一的收获是公费旅游，游览了不少祖国的大好河山。
连续七年的落魄和失败，使面临而立之年的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存在”状况。思前想后，觉得可能还是做学问更适合自己。值得庆幸的是，在1993年5月，当年鼓励我留所读博士的社科院工经所重新接纳了我。更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的7月28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由于盛洪的错爱，我得以忝列天则所的特约研究员。工经所的学术传统是实践导向的，倾向于通过大量的具体对策性课题研究，向不同性质的需求方提供解决方案，理论性的规范研究较弱，是一种缺乏理论假说的“实证”研究。而天则所在研究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时，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并通过案例研究，要求同仁提出适合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假说并实证之。另一方面，工经所近十几年年来缺乏学术讨论气氛，而天则所则通过连续不断的双周讨论，营造除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学术论坛。于是我在经济学界飘的生涯就在这两种不同的学术氛围里开始了。我一开始就努力把工经所的“下里巴人”风格同天则所的“阳春白雪”风格结合起来，在课题研究时把所谓的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结合起来。但经济学的系统补课是来不及了，我只能边干边学，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入手，针对性的学习相应的文献，然后理论联系实际。
我是在文革中并且在偏僻的山村接受初等教育的。临到恢复高考，才知道“臭老九”的价值。而经过文革的思想改造洗礼，“臭老九”们早已不复有师表的尊严，在大多数学校，老师们的学问也荒废无几。不是我狂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我始终认为没有拜得真师，求得真经。更何况张维迎们漂洋留学之际，我却在国内虚度年华。因此从1994年起，难得天则所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罗了众多优秀的“土鳖”和“海龟”，才使我有机会从这些亦友亦师的兄长手里“偷”学到一些最新的理论和治学的方法。同时，也正是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可以选择进入的潜在的“比较优势”领域。
这个领域就是管制经济学（其实，我本可以加入到当时需求极强的企业理论研究者行列。因为张维迎兄回国时首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西方企业理论的演变和最新进展”就是刘世锦兄推荐我翻译的）。必须提到和衷心感谢的是，将我领入这一领域的是我工经所的“老板”黄速建老师。在我刚进工经所不久，他让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课题，并推荐我读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我立即对这门在国内几乎为空白的新学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做课题的过程中，我开始大量检索国外的文献。为了强迫自己系统学习管制经济学理论和提高英语水平，我选择并与何帆兄等四人合作翻译了Spulber的大部头《管制与市场》。这本书由盛洪兄推荐给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9年）。应该说，直到张欣竹兄1998年海外归来引入新管制经济学，体现在我的处女作《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制》中的这本书的主要理论框架，对国内管制经济学研究的开展是有帮助的，而从翻译开始，我也一直深受其益。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运用了经济学的最新分析工具，对美国的行政管制制度进行了模型化处理。说实话，模型我没有完全吃透，但它却使我对行政法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导致我开始用书中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行政法体系和行政管制制度。不仅如此，书中透露出的强烈的芝加哥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深厚底蕴也点燃了我市场放任主义的心火。它使我逐步建立起在中国强调对管制者的管制更甚于管制者对被管制者之管制的信念。可以说1998年后我在媒体上针对行政性垄断和市场人为障碍所作的尖锐批评，都立基于此信念。1997年我试着报考北大和中国法大的行政法博士，但却以英语不及格而败北。从此便断了做博士的念头。
我偿到了翻译的甜头，当王明毅兄1998年邀我为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翻译自由至上主义大师米塞斯的《人类行为研究》时，我毫不犹豫的接下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蚂蚁啃数般地投入这项工作。这本书以其滴水不漏的逻辑，将立基于人类自由选择行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分析得完美无缺，而没有给政府和强权的市场干预留下任何余地。通过翻译这本书，我才明白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所依赖的市场化理论，只不过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严重变形了的所谓混合市场经济模式，它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留下了太多的借口。尤其在脱胎于集权统治和计划经济的中国，如果我们不参照最彻底的市场经济框架来推进制度的建设，未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可能走拉美化的危险道路。可以说这本书的翻译和学习，已经很可能使我走上了保守自由主义的不归路。
毕竟能够读完和读懂米塞斯的人不多。去年我去美国访问时，特意登门拜访了Spulber先生，他送给我的一本新书《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该书通过重新解析十三个著名的经济学寓言故事，发现由于对这些故事的曲解所引申出的市场失灵乃不实之神话，而正是这些神话使政府广泛干预自由市场得以大行其道。我当时就动了翻译之心，想到这本书也许对普及自由市场理论更有读者缘。回国后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施宏俊兄一拍即合。现在这本书的翻译在我和朱彤、张余文兄的努力下已经接近尾声，今年秋或可现于坊间。
政府管制的研究，使我发现在中国，政府管制不但无补于克服市场失灵，反而更可能加重市场失灵。于是我转而研究社会的自我管制，如行业协会。从行业协会的研究中，我又对社会经济的公共治理结构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来我想把去美国访问过的另一位教授Hollingsworth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嵌入》翻译成中文，但遗憾的是回国后发现已经有了译本，好在我早就认真读过了这本书，并把它的“社会生产体系”的理论框架应用于我对温州模式的重新阐释。
这些年在京城经济学界飘荡，之所以尚未沉没，从客观来说得益于诸位兄长学友的交流，尤其作为一个土鳖硕士加入“博士咖啡”后（我自称为跑堂的），更是能够直接从其他7位各有所长的同仁吸取学养。何帆的机智、赵晓的空灵、钟伟的博爱、宪容的执着、老党的笃实、辉清的慎密和曙松的从容都是我所不具备的学术素质。从主观来说，不断的翻译名著和依此扩展性的学习，也断不可缺。我这种纯粹刺猬式的学习方法，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让有幸得蒙名师耳提面命的柯荣住等新锐诸君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