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晖】温州经验能为行业协会带来什么？
            作者：采访人 陈 刚 

              温州经验能为行业协会带来什么？
            受访人 余 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采访人 陈 刚（本报记者）
            记者：行业协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
            余晖（以下简称“余”）：行业协会其实就是提供相同或相类似产品或者服务的竞争者之间的自发性的一种社团组织，属于我国《民法》规定的社团法人，既非政府机构，又不是盈利性组织。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工商领域有362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但是事实上，全国各地可能还有一些小的行业协会并没有统计在内，尤其是在近几年，我国工商领域里的行业协会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记者：行业协会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余：行业协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根据国家法律和协会内部的规约，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并制约和协调会员的个体行为，以推动行业或区域经济整体健康地发展。
            一个行业协会具有沟通、协调、监督、公证、统计、研究等职能，还提供狭义的服务作用，如信息服务、教育与培训服务、咨询服务、举办展览、组织会议等等。总的来说，协会组织长期发展起来的信息服务和协调集体行动的功能是单个企业和政府机构所难以具备的。
            但是在节约交易成本、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的同时，行业协会也存在阻碍竞争和增加社会成本的劣势，怎么样扬长避短，是我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面临的一个挑战。
            记者：现在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余：我国工商领域里的行业协会通过生长途径来分，大体有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目前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正处在官办行业协会转型和民间自发成长的过程中。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行业协会主要是从体制内生成，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组建行业协会，在政府的授权或委托下，承担部分行业管理职能。体制外的行业协会是由民营企业自发形成，大约始于1990年前后。它们期望通过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求得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企业的发展。
            一般来说，体制外生成的行业协会具有较强的区域性。比如像温州的灯具商会、服装商会、烟具协会和眼镜商会等。这种体制外的行业协会是今后行业协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照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行业协会的生存状况大致为三三开：有三分之一难以维持，三分之一勉强支撑，另外三分之一发展得比较好。
            记者：在一般情况下，一个行业协会是怎么产生的？
            余：可以用三个“合法性”的取得来描述行业协会的产生。
            一是社会合法性。只要某个行业的从业者在竞争中存在着共同利益，并且自愿组建行业协会，那么它就具备了最基本的合法性，这个协会也就具备了最本质的生命力和最强烈的发展动力。
            二是行政合法性。某一级领导，可以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的政府权力机构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的行政合法性让渡或传递给行业协会。这里所说的方式可以是允许、同意、支持或帮助。这意味着，一个行业协会必须要找到挂靠单位。
            三是法律合法性。在我国，行业协会的成立实行两级制的审批制度，首先需要经过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然后才能到民政局注册登记，使得这个行业协会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或追加以及制约。
            三在获得三个合法性后，行业协会就应该开始发展会员、收集分配会费、起草章程和运行机制等，有了这些就可以开始发挥作用了。
            我们常说的体制外产生的行业协会首先是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合法性，然后才取得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的。比如在温州，灯具商会、鞋革工业协会、服装商会、烟具协会等都是由行业内企业自发自愿组建，并且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得社团法人资格的民办协会。而体制内产生的则相反，在取得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后，才努力实现社会合法性。
            记者：我国行业协会的管理模式是怎样的？
            余：目前我国是由国家经贸委直管15个全国综合性协会，然后委托这十几家直管协会代管300多家二级协会，其他一些区域性的小的协会则与上面的协会有些脱节，他们可能是某个大协会的会员，也可能同时加入几个大协会，也可能没有加入任何其他协会。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行业管理的模式：一种是美国的“满天星”模式，也就是说政府不干预，任何人只要按照国家法律都可以组织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组成之后，可以根据需要去游说政府、游说议会，用此形成对自己行业争取一些有利的政策；另一种是日本、德国的“金字塔”模式，政府的政策在“金字塔”里层层向下传达，直至传达到每一个企业，而企业通过金字塔层层向上反映，最后通过“塔尖”与政府谈判，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因为行业利益而与政府进行一系列政策上的游说，或者处理与别的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处理与国外同行业的关系；而塔尖的下层则会进行越来越技术化的操作，包括具体交流本行业的信息，为会员企业提供具体的服务等。
            记者：那么比较理想的管理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余：中国究竟适合选择哪种模式来管理行业协会，目前还没有定论。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比较接近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不利的是，目前的一级协会，也就是大协会，缺乏社会合法性，如何使它在二级协会或者更小的协会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就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行业协会应该是由企业之间互相谈判，来选择协会的组织架构、协会的会长。在西方国家里，行业协会的会长大部分是律师或者是搞公关的专家或者是学者，当然也有企业家，只要选出来的会长能为协会做事就行。
            要想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进一步放松对行业协会的管制，让企业自己去选择行业协会。在选择的过程中，企业自然而然就会发现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组织，也自然而然就会发现谁当这个领头人是合适的。
            记者：我国行业协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余：目前我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体制内行业协会，它们是政府官员分流的一个主要途径，这样就把行政权力带进行业协会，很难摆正国企与民营企业的关系。
            大部分体制内产生的行业协会还缺乏社会合法性，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覆盖面过窄，其会员企业一般不超过全行业企业总数的40%，而在全国性行业协会中，非国有会员企业占一办的只有21%。这样一来，协会掌握的行业和企业的信息不充分，还缺乏公正和经费来源，很难提供充分的信息服务和开展集体性的协调活动。
            记者：国家经贸委在1997年印发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的通知，把上海、广州、厦门和温州四个城市的部分经济类行业协会作为试点的范围，您在前面也提到过温州的一些商会，那么对于图书行业协会来说，您觉得温州商会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余：1997年，温州共有市级行业协会76家，包括同业公会、商会、行业联合会等。民间自治是温州行业协会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它们活力的源泉。这个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民间商会的领导人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这是民间商会成功运作的核心要素。在十多年前，温州有很多行业协会都是由政府派人组织起来的，但协会会长是由大家民主选举，而派过去的政府官员只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协调作用。
            二是商会经费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保障性和独立性较强。商会经费来源一是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二是理事单位的赞助以及其他捐赠、资助，三是商会的创收。就拿温州市服装商会来看，去年会费收入近50万元，理事单位赞助50万元，同年商会在组织第三届温交会中实现盈余105万元，全部充入商会的公益资金。
            三是商会内部治理机制比较健全，外部监管体制比较规范。《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赋予行业协会（商会）16项职能，为民间商会拓展会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服务性是温州商会另一个最值得借鉴的地方。这是温州民间商会的基本工作方式，也是它们赢得威信的基础。民间商会的凝聚力、号召力强不强，并不取决于它的权力有多大，管了多少行内事，而在于它为会员办了多少实事，在行业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目前的书业协会缺乏完善的结构，还像是一盘散沙，我觉得应该从纵向上来整合，吸收尽可能多的会员企业；对于非国有书商，更应该组织起来，从下至上，在国有企业和外资的压力之下团结起来，一方面自律，另一方面与政府谈判，在如何进一步放松管制和争取国民待遇上争取权利。温州商会的经验应该可以提供很多借鉴。
            关于行业协会的全面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的一本专著《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