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成长中的烦恼?
<了望东方> 专访 记者舒泰峰
2005年岁末，京城的各大书店中，一本名为《中国崛起》的书被摆在了显要位置。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在读者的印象中，只有像《水煮三国》、《富爸爸穷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这一类的书才能获得这样的“首发”位置，而《中国崛起》是一部探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学术性很强的书。
“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两者同在。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书的封面内折页上，这段话首先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中国崛起》的作者，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告诉记者，书的销售相当不错，“应该说进入了大众视野”。与一般国际关系学著作往往被束之高阁的境遇相比，《中国崛起》的热销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当然，这一题材的著作也曾创造过更大的“奇迹”，只是时间要追溯到十年之前。1996年的夏天，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热销到超过了北京夏天的温度。
这本全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书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赶印出版，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因此成为1996年最轰动西方的中国书。
《中国可以说不》后来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次情感宣泄。时过境迁，2005年8月，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中国可以说不》的第一署名作者宋强说目前中国不需要再出一本《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没必要一次次的激动”。另一位主要作者张小波则说，在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当下中国需要一本更为理性的书出现。
《中国崛起》毫无疑问可以被认为是一本理性的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一位严肃的思考者探索中国将如何面对成长的烦恼问题而写下的一组记录。”
在此书的封面中，“中国如何应对成长中的烦恼”被以黑体字的形式放在了主标题“中国崛起”的下方，以活泼的语态提炼出了书的主题。
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中国崛起》的热销并不令人意外。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神话。1992年被称为中国的“全球主义纪元元年”，这一年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此后中国以庞大的体量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进入21世纪，世界猛然发现，中国犹如一只大象闯进了瓷器店。2005年，从BBC到CNN到《新闻周刊》到《时代》杂志，世界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其中不乏对中国的疑虑。
“中国让我感到不安……”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普鲁斯特这样描写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感叹，现在这句话成为了西方人对中国焦虑之情的典型刻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可以看作是对西方中国观的官方回应。
《中国崛起》的出版稍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的发布，可以说正当其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如何更好融入国际体系的思考路径。
张剑荆自己说，写作《中国崛起》的目的在于引发读者关于这一课题的理性思考，如果能达到这一效果，那么这本书就实现了它的价值。
至于书的特点，张说，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分析对外战略选择的时候结合了一种国内视角。“国际关系并不是如沃尔兹所说仅仅是几个‘硬球’之间的碰撞，国家的内部结构也非常重要。”
当时间进入第2006个公元纪年，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仍在摩擦中演进。中国如何应对成长中的烦恼？中国的对外战略应作何种抉择？就这些话题，《了望东方周刊》记者与张剑荆进行了一场对话。
以平常心看待外部评价
《了望东方周刊》：如何来概括“中国成长中的烦恼”，这种烦恼包括哪些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什么？
张剑荆：所谓烦恼指的是成长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包括国内问题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两大类。本书兼顾了这两个方面，但稍稍偏重后者。
我的看法是，成长中的烦恼主要是指青春期烦恼，其核心可以说是青春期特有的身份焦虑。国家的成长类似于个体人的成长，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对于别人如何看我们很敏感，我们对自己也总是抱有这样那样的怀疑。我们是谁，我们好吗？别人如何看我们？我们如何看别人？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对于此类问题感到很敏感。目前相当多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
中国的崛起指的是中国相对力量的快速提升，这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国外的各种评价纷至沓来，这些评价同我们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种复杂的情景。因此我说的“中国成长的烦恼”主要是在如何协调与世界的关系这一意义上的。而那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国内贫富差别、贸易摩擦、能源等，则相对来说要次要些。
《了望东方周刊》：能否将“中国威胁论”理解为“中国成长的烦恼”的一种具化？
张剑荆：可以这么认为。
《了望东方周刊》：那么怎么来消除这种“烦恼”？
张剑荆：外部世界的确对中国的崛起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我想首先需要对此有一个正确、理性的认识。
事实上，“威胁论”是崛起中国家都会遇到的一个常规性问题，比如1898年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的崛起，那个时候欧洲的报纸充斥着“美国威胁论”。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欧洲对日本就很警惕。
中国不论经济规模、人口数量还是问题的复杂性，都是以往崛起国家所无法相比的，中国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我称之为地缘枢轴，是把主要大国连接起来的“合页”，其牵涉面非常之广，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对中国崛起表示担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我们不妨用平常心来看待。
"转轨性崛起”
《了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提出中国面临六大转型，这与克服中国成长的烦恼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张剑荆：其实对于中国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做好国内的事情。这涉及到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定位，我将中国的崛起定义为“转轨性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不象西方那样经历了几百年的渐进演变。中国的崛起是“压缩”饼干式的，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了同一空间中，既有工业化问题，也有前工业化问题，既有国家建设问题，也有全球化问题，既有文明复兴的问题，也有文明转型的问题，总之，中国的六大转型，工业化转型、市场化转型、知识社会转型、全球化转型、宪政转型和文明转型都压缩到目前这一时空内。
外界对于中国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是否能够完成这六大转型缺乏信心，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在这本书中，我将所有这些转型，概括为“通过历史三峡”。中国是不是能够顺利通过历史三峡，享受风平浪静的清福？我想这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严肃对待的大问题，当然也是大期待。
正确使用自身的力量
《了望东方周刊》：你在序言中说，中国自身如何驾驭和使用近20年来获得的力量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甚至是中国的“生死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张剑荆：国际关系学者卡尔·多伊奇将国际关系学称为“生死之学”，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冷战时期，当时两大集团对峙，地球面临核毁灭的威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国际关系要处理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避免战争。
中国崛起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与其他一些事件，如欧洲统一，全球化等一起，重新塑造着世界秩序，世界正在重组。
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如此大的国家，以市场化的方式融入世界。美国1820年后开始快速发展，跟中国目前的情形非常类似，但那时美国人口仅有1000万，中国是它的130倍。前不久，中国GDP经过重新统计，多出了2850亿美元，这多出来的就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奥地利等国家的经济总量。
当然规模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崛起的方式，与前苏联自己搞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同，中国是在和全球的互动中，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崛起的。中国已经如此深入地被结合进世界体系之中，根本不能想象，中国崛起失败对世界体系造成的影响，我想那将是毁灭性的。
《了望东方周刊》：但是这与中国如何驾驭和使用近20年来获得的力量有何关系？
张剑荆：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面对的是别国的强权，先是英国等欧洲列强，后来是日本，再后来是美国和苏联，中国进行的是弱国外交。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来，中国逐渐改变了这样的格局，那么，如何适应这样的形势，如何顺利地由弱国心态转向大国、强国心态，就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客观地说，面对力量的增长，国内一些人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浮躁情绪。如何为这些情绪戴上理性“笼头”，避免其泛滥，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如果未能驾驭好自身的力量，从而导致发展进程中断，对中国自身将是毁灭性的。因此我才说，正确对待和使用我们的力量是一个生死问题。
《了望东方周刊》：那么中国应如何驾驭和使用近20年来获得的力量？
张剑荆：关键问题还是要确保中国的转型过程不要中断。中国近代以来好几次转型都中断了，第一次是晚清的转型，后来以失败告终；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转型被抗日战争打断了；抗战后，中国再一次获得转型的机会，但又被内战打断了。
每一次的中断都给中国造成了重创。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型，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我们需要紧紧抓住当前有利的战略机遇。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将我们获得力量用来维持甚至创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家已经有了共识。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我们运用我们的力量维持这一秩序，防止这一秩序被各种势力打断，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关切，也是中国的最根本战略利益。
"节制是一种美德”
《了望东方周刊》：其实《中国崛起》更多的内容是阐述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问题。在这方面，你又开出了怎样的“药方”来使中国摆脱“成长的烦恼”，以确保中国顺利实现“崛起”？
张剑荆：开药方我不敢当。我只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比如稳在亚洲，比如采取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
《了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中国要继续“韬光养晦”的政策？
张剑荆：对“韬光养晦”的含义争议很大。英文中没有很适合的对应词，有人将它翻译成理“掩饰自己的实力”。这是错误的。
我个人的理解是：“韬光养晦”就是“不当头”。我们应当明确，发展的目标归根到底还是13亿人民的福利的提高，之外不应有别的目的。整个发达国家的全部人口也没有中国多，能够解决13亿人口的生计问题，使他们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中国对世界最了不起的贡献了。
当然我们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全球责任，但要明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也就是提高人民福利的目的。
《了望东方周刊》：那么，在一些具体的外交战略选择中，中国应该怎么做？
张剑荆：英国思想家伯克将节制视做一种美德。确实如此。国家间关系中，节制和谨慎是最为重要的品质。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牢记这一点。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在使用自己的一些优势禀赋时也需要节制。国际关系是双向的，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同时要考虑到别人的利益。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比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就是很好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
为国际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了望东方周刊》：但是你在书中也提出中国需要对国际秩序提供“中国方案”，这怎么理解？
张剑荆：如果中国实现了崛起，那么一定意味着将出现一个主要由中国定义的世界秩序。但是现在还很难对这一秩序进行描述。在目前的体系下，中国确实需要为这个体系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的支持是该体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因素”越来越多，将使这个体系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中国色彩。同时，在未来世界体系面临危机的时候，中国应当根据情况，帮助构建新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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