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转型考验中国崛起张剑荆：多重转型考验中国崛起

【张剑荆  《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资深国际事务专栏作家】

   冯  昭 

尽管张剑荆一再“澄清”自己只是一个报人，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个学者，或者学者型的报人。在我意识中，学者并非专指供职于研究机构、靠国家提供经费搞研究的那一部分；至少，它还应该包括诸如张剑荆等心怀天下、为内心写作的那一部分。

12月2日晚，从昌平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想，是不是所有智者都要面对生存的寂寞和被边缘化的命运？那夜，天气骤冷，大风吹临。

聚焦中国

冯  昭：据我所知，“和平崛起”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是２００３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两年后，《中国崛起》的出版，是否也受到了和平崛起论的影响？您是缘何而写作这本书的？

张剑荆：2003年9月，中联部与印度人民党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中印关系国际研讨会。我收到会议邀请后，写了一篇主题发言提交给大会，题目叫《中国的转型性增长与外交革命》，基本意思是说，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改变了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一事实将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大国的悲剧”命题，这个命题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新兴强国崛起将自然地使这个国家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同时也将促使其他国家结成联盟围堵和遏止这个新兴的强国。该文在讨论中国外交时提出了三个构想：一是稳在亚洲；二是确保和平；三是宪政重建。在会议发言时，我重点讲了这三条建议。

后来我根据这篇会议论文改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2003年10月1日的《南风窗》上，该期杂志以这篇文章为主组成了“中国崛起”专题。文章发表后，收到一些朋友的反馈，他们建议我继续关注这一主题。从那时起，我决心写一本书，就是现在这本。

    冯  昭：今年以来，探讨中国崛起的图书层出不穷，除了您这本《中国崛起》，较有影响的还有美国人的《中国的世纪》、法国人的《当中国改变世界》等等。您认为是哪些原因助长了这股“中国热”？其中是否有泡沫的成分在里面？

张剑荆：在海外确实有一股持续不衰的“中国热”，我的看法是，这不是泡沫，而是对客观现实的恰当反映。

首先，中国目前对全球ＧＤＰ增量的贡献在３０％以上，是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制造、中国需求等等都对世界各国市场形成了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对许多海外观察家来说，中国崛起的方式很独特。世界史上尚没有如此大的国家通过市场途径进入世界体系的先例，比如，美国在１９世纪中后期的崛起，人口只有１０００多万；而目前的中国呢？１３亿！冲击会小吗？前苏联在２０世纪的崛起是通过一套单独的体系，而不是采取市场化的办法。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形成的，目前，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转型为市场经济了，而政治体制尚有待转型，这在海外很多人看来，是中国“不确定”的一个原因。大家关注不确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

多重转型

冯  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崛起”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我注意到您在书中引述的“历史三峡”学说，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在今后一段时间，您认为有哪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会影响中国顺利通过这条“历史三峡”？崛起后的中国，将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张剑荆：崛起的确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海外，最近十几年来一直都用崛起来描述中国的力量增长。国际上的这个提法，主要是在国际关系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我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不能不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实际上是在转型的意义上使用崛起的，并且用了“转型性崛起”的概念，因为中国崛起与中国转型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转型的过程就是崛起，转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实现。在这个思考路径上，我遇到了唐德刚先生。他认为中国历史有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先秦开始，第二次转型就是从1840年开始。我认为他的说法很好。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我在谈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型时，用了一个概念，叫“转型的未完成性”，每一次转型进程都被打断了，这就导致了多重转型被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中。比如，目前已经进入了知识社会，但是，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呢！如何协调多重转型，是中国崛起或转型中最困难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是，这次转型是不是还会像近代以来的其他几次转型那样被打断呢？例如，会不会发生同大国的战争？经济转型会不会中断？这些问题都很关键。

至于崛起之后，我想这同样是崛起中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崛起的目标设定有关，目标设定直接决定着崛起的过程是否顺利。

天下大势

冯  昭：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在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印度也加快了成为政治大国的脚步。它们的相继崛起将会给中国崛起带来怎样的影响？此外，日本会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张剑荆：当前国际领域的新现实就是中国、印度和欧洲等巨型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崛起。这是二战后众多历史因素积累的结果。

对中国而言，大国共同成长的事实，有以下几个含义：首先，世界新的力量结构将趋于更加均衡，这一形成中的力量结构，对中国崛起是有利的，因为崛起中的大国更愿意埋头内部建设，这就避免了很多冲突。第二，印度、统一后的欧洲等力量的崛起，在塑造中国的地缘环境方面，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如果再加上崛起的俄国、追求政治大国的日本，在中国周围，聚集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国森林”的形势，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不存在，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地缘环境更为复杂，地缘政治上讲的“破碎地带”引起的摩擦将会增多。所以我说，冷战后全球地缘的重心在向东转移。这一形势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

日本问题在中国崛起中无法回避。目前两国关系相当冷，有人说是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冷的。现在看，两国关系似乎找不到出口，而且随着美日同盟条约的修改，日本朝着中国遏止者的角色发展。当然这个结果对双方来说，都不是福音。

    冯  昭：除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在通向大国之路进程中的潜在危机。您认为这些危机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我们应如何避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历史规律？

张剑荆：在历史的大视野下看，国家真是兴衰无常，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太常见了。在历史的道路上，堆满了失败者的白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最关键的挑战，是如何对待和行使日渐强大的力量，最大的危机是失去了对力量的控制。因此，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提出告诫。英国在崛起过程中，出现了重要的思想家柏克，他认为节制是一种美德，所以在1793年告诫英国人：我害怕别人太害怕我们。英国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原载2005年12月12日5版《中国国土资源报》）